陈纫秋 葛帮宁
从一汽到二汽，这位一直浸淫在汽车生产准备战线上的巾帼，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成长和自我价值？
编者按
2014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汽车商业评论》编辑部便收到一封邮件，此文大意是，在我们所追溯和记录的口述历史中，主角们往往都在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但他们基本以男性为主，鲜有巾帼的身影。继2013年9月刊张爱群讲述《闯荡江湖的女汉子》和2014年1月李彦杰回忆《老孟的日常生活》后，本期，我们继续为您呈现一位一直浸淫在汽车生产准备战线的巾帼故事，她的名字叫陈纫秋。
1932年10月陈纫秋出生在浙江宁波。她从当地最有名的效实中学毕业，考入北洋大学纺织系。一年后，因坚信“中国一定会有汽车，而且有机会自己造汽车”，她申请转至机械系内燃机专业。获批。又两年后，她婉拒留校当助教的机会，成为建设一汽的300多名大学生中的一员。
1953年9月，陈纫秋被分配到时任一汽总工程师的孟少农办公室里当一名普通技术员。但她很快进入角色，在这位中国汽车技术奠基人身边两年，从具体到宏观，从微小到全局，从技术到管理，她自觉受益匪浅。之后，愿意做更具体技术工作的她调任一汽发动机厂技术科，参与发动机厂建设，设备安装调试和零件调试，关键技术攻关等，以确保“七一“出车，解放牌下线。其后，她还参与红旗轿车关键技术攻关，确保轿车发动机投产。
从1960年起，她投入到“班产250辆份”这场大会战中，通过收集国内外新工艺和新技术资料，江总提出工艺发展目标，为后来二汽建设提供依据。而在担任一汽工艺处车型主管工程师期间，她负责CA30越野车工艺准备工作，直到基地建成越野车投产。
1966年文革开始，作为首批支援二汽建设的100个专业人才之一，时年34岁的陈纫秋被抽调参与二汽筹建。她从最熟悉的工艺准备工作做起，主要参加二汽专业厂选厂址工作，提出建厂工艺设计原则，工厂组成汽车零件路线分工原则，组织审定重点产品工艺，审定专用设备引进及设计原则等。
1970年陈纫秋出任二汽工艺处主任工程师，1980年任副处长，这期间她的主要工作包括组织装备配套、工艺攻关、全厂零件按工艺调试结论和配合产品攻关等，从而为两吨半越野车和五吨重型车投产起到一定作用。
1982年陈纫秋任东风公司副总工程师，1983年兼任二汽技术中心第一副主任，负责组建技术中心和技术中心的产品、工艺、材料开发工作。回东风公司总师室后，她又负责轿车零部件国产化，组织二汽承担项目和技术引进谈判及科研成果鉴定等工作。1996年退休，被东风公司返聘至2002年。从1992年起享受国家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2013年8月中旬，陈纫秋在位于湖北十堰的家中接受《汽车商业评论》记者的采访。她性格开朗，尽管年已八旬，但思路清晰，谈笑风生。说到较专业的技术问题或者技术术语时，她会停下来问我们“能听明白不”，得到肯定答案后，又继续回溯往事。
采访最后，她说，每年春节，东风集团领导徐平、朱福寿、童东城等都会去看望她。“我们都成为了过去，过去就过去了。他们给我们创造的条件，我们应该感谢。”她说。
我的经历很难把它连贯起来讲，按事情也不可能谈得那么细，我就挑几个重点谈。
总体来说，是一汽和二汽培养了我，我有幸参加这两个大型综合汽车厂，其实还不是汽车厂，而是大型汽车基地的建设。跟现在有些汽车厂不同，一汽和二汽不仅有总装厂四大工艺，还包括设备维修、工装制造、关键总成和零部件生产等，是汽车工业基地。
1932年10月我出生在浙江宁波，从当地最有名的效实中学毕业。高考时，我报考了两所大学：一是上海交大，一是北洋大学。那时大学都自己招生，自己考试。发榜时，两所大学都考上了，但我对上海交大印象不太好，去考试时感觉楼板都快穿了。此外，我舅舅回国后在天津银行工作。因此，我选择了北洋大学。
本来我考的是纺织系，他们说女孩学纺织好，正好北洋大学和上海交大都有这个系。但到北洋大学后，我就一直在想，将来我到底要做什么？从心里说，我不想搞纺织，想搞汽车。当时中国还没有汽车，但我想，中国一定会有汽车，而且有机会自己造汽车。
念完大一的基础课后，我就去找系主任，申请转到机械系。没想到系主任欣然同意。他说，作为女孩子，你既然有这种想法，我们应该支持，你就转系吧。全校就只有我一人转到机械系内燃机专业，进入大二开始学专业课。
“系主任，我想搞汽车”
北洋大学校风朴素，跟宁波效实中学的校训一样，是求实。教授基本都从国外留学回来，课程全是英文。这种经历让我们很受益。
后来我在二汽考高级工程师职称时，英语是必考科目。考试内容是牛顿三定律，是大学课本内容，几乎能背下来。结果我只用8～10分钟就交卷。有人以为我交了白卷。我说，我告诉你们，这对我来说小菜一碟。考试很严，有些年纪较大，英语基础差的差点考晕过去，教室外还有医生等着。公布分数时，我得分还挺高。到抗美援朝时，不允许说英文，教授才开始写中文。
教授一般都是启发性授课，没有教条的一二三四，像讲故事一样。每次上课我们都很开心，做好笔记，我们几乎人人都有一本漂亮的笔记本。别看上课这样，考试很难，而且任何时候都可能考试。比如一上课，刚坐下来，老师就说要考试。好在同学彼此亲密无间，遇到弄不明白的地方，一般也不用去找助教，大家相互交流，就像兄弟姊妹一样。
班上原本只有我一个女生，后来又转过来一个。我跟大家打成一片，遇到困难积极解决。我思想上要求进步，就申请入党。组织上跟我说，陈纫秋，你就做好团支部工作。你入党，条件很好，但你的社会关系解决不了。
所谓社会关系，是我有很多国外关系。受其影响，1953年我毕业分到一汽，很多人都被派到苏联实习。组织告诉我，你要安心工作，你不能去。只要有国外关系，政审就通不过。其实我跟国外关系并不大，都是远亲的远亲，只有亲姑妈一家算近亲。endprint
按照规定，我们应该念4年。但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我们这一届学生全都提前一年毕业。大三时，寒暑假我们连续上课，取消实习期，把4年课程全部学完。
提前毕业。有些学生想不通，大家都愿意多学一些。钱正英来给我们做动员，她后来当过水利电力部部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她说，你们毕业后有机会再来学校学习。其实哪有机会啊？工作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快毕业时，班党支部书记很高兴地来找我。他说，陈纫秋，好消息，初步定你留校。当时很多毕业生都希望留校当助教，这也是荣誉，成绩好才能留下。
我心想，这可惨了，我最不愿意留校。于是对他说，书记，你告诉我，怎样才能不留校？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去找系主任。他说。
我去找系主任。系主任一见我就说，哎呀，陈纫秋，你又来了。
对。我说，系主任，我想搞汽车，你支持我搞汽车吗？
你知道汽车在什么地方吗？他问。
我知道。在长春。我说。1953年一汽项目刚开始。
系主任说，东北特别冷，鼻子都会冻掉，你敢去吗？
我说，没问题。只要你同意，你相信我就行。
我考虑考虑。他说。
我确实想为中国汽车工业出点力，想到一汽去接受锻炼。接着，我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说，系主任，我已经念了这么多年的书，我该工作工作了。
他一听就笑了。让我再等等。
留校名额很有限。宣布分配那天，我特着急，心跳得很厉害，担心希望落空。当系主任宣布有10人被分到一汽，并且由我带队时，我开心极了。
“这次开会记录我做不了”
跟我一起去一汽的同学，有的已去世，有的业绩不错，如冯建全、赵方刚、王贵明等。1953年8月，我们启程去一汽，先坐火车，结果坐到一个地方时，又遇到发大水。我们重新回到母校，再次出发。
到长春一看，我们就像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历经解放战争，长春很破烂。很多烟囱都倒立着，墙上留有弹痕，就像一座废墟。马路上很多地方都脏兮兮的，看起来很惨。
不仅如此，一汽厂什么都没有。厂区还是一片大工地，正在打根基，像地下室一样。我们住的宿舍是一汽在市里租的，但基本也是打游击，今天住这里，明天又搬一个地方。
对我们这群年轻人来说，迎面而来的这些问题确实没想到。但也觉得无所谓，总认为以后会变好，所以并没有感觉到苦。相反，认为这正是我们大有可为的时候，等汽车厂建起来，这些都会改变。
报到后就等着分配。一汽由苏联援建，技术资料都是俄文。我们学的是英文，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俄文。大家都很自觉，绝不浪费时间。一同分配来的有俄文翻译，一方面，让他们做些辅导；另一方面，买来字典和书自学。学习气氛很浓，就像一所大学校。大家吃饭排队时都拿着小卡片，晚上还留在办公室里学，很晚才回宿舍。
1953年9月正式分配。一汽人事处一个姓孟的科长通知我，陈纫秋，你分到孟（少农）总办公室，意思是到总工程师办公室当技术员。
我这人性格直爽。我问，我有海外关系，不能出国，怎么可以到他办公室？
他说，组织上已审查过，认为你合适。
在这之前，我不认识孟厂长，也不知道他。没想到，我去他办公室报到，感觉他好随和。他让我先画一张工厂平面布置图，然后带我去现场参观。在现场，我看到很多大坑。之前我也去看过一次，但基本就是走马观花。这次他带着我，一路上给我讲，这是什么，那是什么。
地下盖这么多房间干什么？我问。正在建的地基足有两层楼高。
孟厂长哈哈一笑，你们这些大学生……这是设备基础。
正好赶上一汽厂长饶斌同志也来现场。孟厂长便把我介绍给饶厂长。他说，这是新来的大学生，这是饶厂长。我叫了声“饶厂长好”。仔细一看，饶厂长很年轻，高大帅气，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裤子。他们俩在一起讨论工程进展，我就在旁边听，有些东西听不懂。
孟厂长办公室就我一个技术员。一般来说，开会由秘书做记录，但他没有秘书。技术员就相当于秘书，他的事情，我样样都要管。第一次听他开会，我拼命听，但他们谈论的东西，我就是听不懂，也根本没概念，连贯不起来。
开完会后，我去找他。我说，孟厂长，很不好意思，我很努力听，我也记了，但我自己都念不通，所以这次记录我做不了。
他们主要谈的是汽车组织设计的各个环节关系，各个职能部门设置。我是真不懂，印象也深刻不了，不能举一反三。孟厂长一听，又哈哈一笑，你们大学生啊，哈哈哈……没关系。
然后他把我们五六个人，包括李岚清（当时是计划处技术员）、杜宝珠等集中起来讲课。他给我们讲美国福特汽车生产过程和管理技术，讲了好几次。这还不算，他还回家在硫酸纸上画了一张立体总装透视图。你想想看，100多米的装配线，每个主要装配工位是什么，用来做什么。汽车第一步装什么，第二步装什么，怎么装……主要工序一应俱全。从这就能看出他功底深厚。很可惜，我没把这张图纸要来留存。
为让我们年轻人多学一些，孟厂长真是费尽心思。当其他人还不知道汽车怎样生产时，我们就已经知道汽车有多少工厂以及怎么管理等。他是用大教授教育方法给我们小学生上课。
孟厂长保留着美国人的一些习惯。他喜欢吃糖，吃零食，但他吃的时候不会说让你也吃。有人说，孟厂长好小气，自己吃东西也不跟大家分享。后来我去过美国好几次，发现美国人就是这样，爱吃你就自己拿，绝不会抓给你。
那时因为老赶鸭子，今天睡这里，明天睡那里，我干脆就睡办公室。孟厂长说，你要吃自己拿，苹果都在筐里。我说，我知道，糖都在抽屉里。不仅我吃，我的朋友过来，也一起吃孟厂长的糖。所以，我说孟厂长很大方，他就是那种习惯。
“工厂还要办学校吗”
在孟厂长身边做事，我受益匪浅。他平时交代工作，总要讲一下背景。他不会说，陈纫秋，你去打电话，我要组织一个什么会议。不是这么简单。他总是先讲会议背景，而且还会说，这顶工作在建厂过程里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开会我交过白卷，他知道我这方面知识缺乏。不交代清楚，我就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只能依葫芦画瓢，他说什么我就去完成，不会举一反三，不能拓宽完成得更好。endprint
因此，他总是很耐心。背景是什么，作用是什么，要点是什么。不仅提示，还做重点指导，陈纫秋，你要解决哪些问题，你要把建厂各方相关问题都积累起来，这些宏观知识很有用，不要轻视它。
孟厂长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总对他说，我想搞技术。当时有很多人到外面去实习，有搞工装设计的，有搞夹具设计的，都有专长。我的思想有些波动，孟厂长告诫我，没有宏观知识，就搞不好具体事情。具体事情容易充实，但宏观知识不容易培养。
这些话对我很有用，后来我很注意工作中对宏观知识的积累。为什么我在工作上比别人接受得快，就跟孟厂长的这些培养有关。他会经常提供一些书给我看，有英文的，也有俄文的，并指定我看一些杂志。他很细致，很有教授风度。这样的老师哪里有？我在孟厂长办公室待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收获很大。可以这么说，孟厂长手把手教导我，让我很快进入工作角色，并且通过工作实践，我体会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孟厂长的工作是落实组织设计。何为组织设计？就是我们从苏联引进整套汽车厂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以及每个机构具体干什么。在落实时，并不是把文件发下去，让大家这样执行，而是一个一个职能部门去做工作。
孟厂长先组织各专业厂开大会，再找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具体谈，交代他这个部门要干什么；有几个人的编制；每个人的职责是什么；这个部门在汽车生产中的作用等。一条一条地讲，一个一个地交代。在这些问题上，他抓得很细，抓得很实。假如没有孟厂长这样抓，这么大的汽车厂能运行起来吗？谁都没有经验，谁都按照老一套，那不就乱套了吗？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孟厂长还要办业余大学。工厂还要办学校吗？我问。他说，陈纫秋，办学校太重要了。
回想起来，一汽要办大学、中专、技校、夜大，这都是孟厂长提出来的。我有两个同学分到一汽教育处，当时处长是李富，他负责筹建学校。办学思想得到领导班子的肯定，全厂都很重视。他们说，工厂有工厂的文化，工厂又有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样工厂才能有后劲，才能有自己作风的沿袭。
全厂还组织学习技术资料。如产品图纸、工艺文件怎么做，用什么设备实现以及工具清单，涉及很多具体技术问题，也掀起一个学习高潮。当时有大学生约300多人，来自五湖四海，很多都参与到翻译工作中。
这时的一汽很年轻：一批中专和高职毕业生，一批转业干部，一批35岁以下从各个厂自愿过来的工人。从大城市到长春，大家都没有怨言。不仅学习气氛浓厚，文明活动也很好，每周六相约去跳舞。学习的时候学习，工作的时候工作，玩的时候玩。就是一个革命大家庭。很多人还没成家，一心扑在工作上。除专业学习外，还选择不同的夜校学习，成为一汽的一道风景。
这种景色很特殊，培养了一大批高管。现在叫高管，过去叫领导，这批人能文能武。那时毕竟大学生不多，很多工人都是夜大毕业，能设计，能开机床，后来成为骨干或者走上领导岗位。
我这人直爽，开朗，不隐瞒。我不会在领导面前装懂，不懂就是不懂。我和孟厂长配合得很好，他有吃，我也有吃；他爱笑，我也爱笑，所以工作很开心。
一段时间后，有很多处长分配到一汽。孟厂长说，陈纫秋，以后事情你要多管一点。这些处长来，你先接待，通知我安排时间，我再跟大家谈。
我回答说，好。因此，这些外国留学生或技术处长到一汽，第一个碰到的人不是孟厂长，而是陈纫秋。我先接待他们，然后安排他们跟孟厂长见面。
我的事情还包括通知开会。这并不简单，不是说，处长几点在哪里开会。而是要告诉他，处长今天开会讨论什么，希望你中心发言，什么问题都要做交代。所以，这工作也挺有趣。我在一汽认识很多人，大都是因为要通知他们开会。
讲个小故事。一次我正在通知开会，在学校时因为班上只有两个女生，大大咧咧惯了，就坐在桌子上挨个打电话。结果李富处长走进来，看见我就说，小陈……
我赶紧说，对不起，我忘记了，我怎么坐桌上了？
我这人不拘小节。他们都说，孟厂长办公室有个小陈，人不错，都比较喜欢我。
“放了一颗小卫星”
尽管管理工作很重要，但我还是希望到专业厂去学一门技术，趁年轻时多学。一年多后，我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孟厂长。我说，宏观知识我已经学了一些，下面我该做具体工作了。孟厂长安慰我说，你别着急，这方面还没完，等有合适的人时你再去。
这一等就是两年多，孟厂长同意我去发动机厂，发动机是很复杂的总成。1955年我调过去时，发动机厂正在做设备安装调试——厂房刚建好，设备正拉进来要安装。发动机厂分为南片和北片，南片主要是曲轴和活塞，北片主要是缸体。当时发动机厂负责人是陈祖涛，技术科科长是李刚。李刚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每个技术员要做定位，每个设备用皮尺量好后定点。
设备也不是简单地一放就完了，还要考虑管道从哪里出来，零件运输和零件检测怎么做等。这就需要把技术文件的平面布置学透，不学透干不了。我们又开始学习，天天晚上学。在发动机厂搞制造，要弄清楚刀具、量具、设备等怎么生产出合格的符合要求的产品。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开始，并且有机会参加关键总成生产全过程：从设备调试安装到投产，一直到装车。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当时发动机厂真正到现场的女大学生就我一个。
1956年发动机厂开始调试生产，准备“七一”出车，解放牌下线。发动机零件苏联不提供，只能国产。设备调试时问题很多，比如活塞，发动机里有一个转动活塞，活塞有个小孔，别看这小孔，很关键。活塞梢要在里面高速旋转，连杆要运动，精度非常高。虽然苏联给的设备精度高，但无论如何就是加工不出来合格品。
我们就组织攻关。起初，一个苏联博士专家带领一批技术员去攻，攻了好几轮，也没有攻下来。苏联专家很着急，李刚也很急。他说，陈纫秋，你去试试。
先前的攻关队伍被撤回来，换上我配合苏联专家。苏联专家跟我讲，因为榶杆L/D太大，高速旋转产生振动。为什么苏联加工能合格，而中国加工不合格？是因为杆里有个避震块，避震块重量不合适，专家已为此做过计算。endprint
我重新画图，重新设计，到工厂去做试制。在工具厂加工，我就站在老师傅旁边，让他当天就做出来。我认识很多工程师，我说做什么，他们很快就能做好。拿到试制品后，苏联专家特别高兴，没想到这么快。接着就做试验。试验不成功，再想办法，再调整重量，再去做。这样来来回回多次，一个周期我只需一两天，而原来攻关小组往往要一两周。
大概用了半个月时间，几轮下来后，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出来的零件光洁度锃亮，就像镜面一样。由于这个孔涉及到好几个零件，包括连杆和空气压缩机，因此几个零件问题一批解决。攻关后开始装车，保证“七一”出车。我们说，放了一颗小卫星。
解放出来后，又做红旗，我们自己生产CA40。红旗轿车发动机液压挺杆一直过不了关，解决不了磨损问题。往往一发动就磨损，汽车就动不了，又要攻关。可能他们觉得我们做卡车发动机有经验，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李刚又说，陈纫秋，你们几个人去吧。这样，陈正康、徐永洁和我组成攻关小组。我们做了很多装备来保证试验结果，攻关也很成功，后来红旗轿车开到北京中南海献礼。
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很有趣。有些东西我根本不懂，比如振动，我就去新华书店买有关振动方面的书，一边翻字典一边看。大学生都有个特点，就是理论基础扎实，具体东西不太懂，但老师交给我们找问题的方法，我们就加以利用。虽然我不是学制造的，但我很快就进入角色。
举个例子。齿轮刀具或者拉刀有问题，怎么解决？一方面有老师，一方面有苏联专家。但最关键的是要从理论入手弄懂它。怎么弄懂？买书。那时候大家都到新华书店去买书。买完书后，到旁边的餐厅“加油”，吃一份“木须肉”（木耳炒肉片）。
发动机零部件生产，不管是刀具、量具、机床，问题都很多，生产过程环节问题也很多。以前我不懂生产，但在实践中我感觉到自己在成长，这种成长就是这么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一定要有一个好领导”
我在一汽发动机厂干了四五年。我的体会是，工作成功，自己努力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好领导。我在发动机厂遇到的好领导，就包括陈祖涛、李刚和毛德犹。他们管理严谨而科学，对下面同志要求严格，但能放手让大家干。我们上报对零件的结论差一分都不行，必须100%符合要求才能投产。此外，他们都支持新事物，你提出的设想很好，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支持你实现。
陈祖涛思路开阔，很开放，任何东西都喜欢往前看。他喜欢跟我讨论问题，他到工厂设计处当处长，我调二汽，先由工厂设计处代管。他到二汽，我也跟着到二汽。他还满脑袋数据，从不就事论事安排工作，总是很耐心，提供翔实资料向我们阐述背景情况，让我们形成自己的工作思路。独立思考，提出处理方案。因此，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们思维活跃，考虑问题多种角度，养成永不满足的好学习惯。
这三位领导对我影响极深。在我的平常工作中，处处有他们的影子。遇到问题时，我会经常想，应该怎么做，绝不能偷懒。回想起来，领导们为什么愿意跟我讨论，因为我能提出不同观点，而且也能自信地工作。这使我养成好习惯：一是工作有条有理；二是工作严谨；三是跟大家相处很好。
发动机投产后，1958年我被调到工艺处，处长是吴敬业。工艺处就是管理全厂的工艺技术。一般来说，职能处都是从各专业厂抽调一批经过锻炼的人去管理，这种技术管理和工艺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管理。所谓工艺，就是加工方法。比如这个杯子用这种设备可以加工，用那种设备也可以加工，但哪种加工方法更好？出来的产品更稳定？这就是工艺处要做的事情。
再如，国外新技术发展方向，工艺处要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国际发展方向是什么，现在的切入点是什么，应该怎么做等。或者建一个新工厂，要买什么设备，选什么流水线，是成组生产还是流水生产。所以工艺处管加工方法，管工艺发展方向，管汽车生产准备。也就是图纸出来后，怎么把图纸变成汽车。
我很幸运，一直在这条主线上工作。我了解发动机，知道加工是怎么回事，知道一个汽车厂从设备安装到调试到生产合格产品的全过程。这些我都亲身实践过，在此基础上，现在我又要拓宽管全厂工艺。
调离前，李刚找我谈话。他说，不舍得你去，但没办法，你就去吧。
到工艺处后，我投入到全厂生产准备工作中。饶斌厂长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并不满足于当时的成绩。他说，一汽要提高产量，不能只满足3万辆生产，要做到班产250辆，而且要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产能。
怎么提高？并不是盖新工厂，而是用新技术。班产250辆提出来后，饶斌亲自做动员。他下去蹲点，做技术改造规划。工艺处是归口单位，各专业厂做好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工艺处最后做汇总，变成全厂纲领性文件。这项工作工艺处明确三个人负责，李龙天牵头，再加上任荃和我。任荃后任中汽公司专务工程师，已去世。
各专业厂的专家们都认真总结新工艺生产问题，认真做调查研究，寻找发展方向。如锻造，过去用蒸汽锤，到一汽锻造厂去时，还没进门，当当当，心就被震得发抖。锻造厂说，现用锻锤振动声音响，而且慢，将来发展方向是机械锻压。这是革命性改革，一压一个，用电加热，不再用炉子烤，生产条件好，而且快得多，质量稳定。
还有冲压厂，大的冲压设备利用率不高，为什么？总得换模子。过去换模子需要一两个小时，设备都浪费了，现在3分钟就能快速换好。像这种改革，把生产中的问题都找出来，进行归纳，用国外设备来替代现有设备。
那时也不能去国外，只能从杂志上了解国外发展趋势，考虑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些从国外回来的老专家们，如吴敬业、刘经传等，成为业务带头人。目标规划编制完毕后，我所在的工艺处成为督促单位：要么去问该交的怎么还没交，要么你讨论时，我也来听听，看问题是什么。这就真正体现了工厂活力，大家不是闭着眼睛生产，墨守成规，而是为追求一个目标。这也是饶斌的领导艺术，即使有些部件实现不了目标，他也让全员动起来，工厂始终朝气蓬勃。endprint
这个课题使我深入接触到全厂生产工艺。我们去每个工厂看，认真做记录。如蒸汽锤一小时能生产几个零件，我们也去测定体验。通过蹲点——每天到车间，到机床生产线上去测试，体会关键工序，在关键技术上做重点突破。
由于涉及面太广，投资很大，班产250辆搞了两年。实事求是讲，按照一汽当时的水平还达不到，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干。但根据饶斌的思想，假如一步步实现，一汽有可能做到。没有高要求哪有后面的开花结果。
“没有班产250，就没有二汽早期水平”
饶斌调任北京后，我们汇总整理资料，把它作为一汽发展目标。这些资料和新技术，后来基本用在包建二汽上。山沟里的二汽为何具有当代国际水平？为什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建成？而且它不是突出一个厂，而是各专业厂都有水平，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汽班产250辆的功劳，它被融化在二汽工厂设计里。
可能每个人观点不一样，立场不一样，对班产250辆的看法也不一样。从生产准备角度，从新技术储备角度，我认为应该这样号召，应该这样发动群众。它的成绩应该让群众来总结，而不能就班产250论250。没有班产250辆，就没有二汽高水平，也就没有二汽的今天。
班产250辆告一段落后，新任务来临。一汽要搞军用越野车生产阵地，负责人是李惠民。做越野车主要是为备战，同时部队也提出需求，要用四轮驱动4x4越野车，既能通过沙漠地，又能通过水地。所以军车是国家要求，也是部队要求。
越野车项目前期是盖厂房，做好人员培训和人员安排，还要组织工厂设计和生产技术准备。生产准备由工艺处负责，这时吴敬业已调到第一拖拉机厂，新处长姓朱。我被任命为越野车主任工程师，直接对应科长李龙天。按照苏联规定，工厂实行车型主任工程师负责制，主任工程师直接向总厂总工程师负责，当时一汽总工程师是李刚。
总体来看，越野车项目做得不错，后来部里来调研，得到肯定和表扬。但也遭遇过困难，比如发动机，产品处做实验时发现有问题，要返工再来。有意思的是，我去参加发动机攻关试验，路试时，他们开着汽车过河。男同志都喜欢游泳，他们就开玩笑，陈纫秋，就你一个女同志，害得我们不能游泳。我说，你们游吧，我向后转。
作为主任工程师，我的工作上至产品，下至零部件，还有整车总成，都要协调沟通，活动范围较大。但这个活动范围主要由主观能动性决定，就我的经验看，我主要抓两头，并且早期介入。后来有些设计师就养成一个习惯，新出来的总成做试验后，把图纸交给我，让我把下关，看工艺能否实现。毕竟有些东西能画出来，但做不出来。
如悬挂设计专家陈耀明，我们就配合得很好。悬挂出来后，他说，陈纫秋，帮我看看行不行。看过后，我说，可以做，就是投资比较大，假如这个方面再改改，可能会节约投资。他也欣然接受，做了修改。
这种早期介入方式挺好，生产准备一定要早期介入。后来有人说，这种方式是日本人发明的，但我在一汽早就这样做了，这是工作实践告诉我要这样做，只是没有形成理论。我的生产准备工作周期很短，比其他任何人都短。为什么？我都早期介入。
在二汽时也有很多攻关项目，要改设备，我知道哪些组合机床必须推倒重来。当时俞云焕（已去世）是我的直接领导，他就带着我一起去22厂，跟设备厂和发动机厂说好，哪几台组合机床要重来，叫他们办手续、订货、准备。一边做试验，一边等设备，等试验做完，精加工装备也确定。我就抓两头，抓各个环节。每个环节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指挥有力。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心中有数。谁都不会催我，谁对我都没有要求，我自己要求这样做。这样我心里非常有底，非常硬化。你认识刘匀吗？她原是中汽公司的一个副处长，后来当过上汽公司副总师，已退休。在二汽时，她和我一起工作。她总是问我，你为什么能找各个领导来谈话？
当时我是科长，还不是处长。我说，我是小不拉子，但这个事情非常明确，因为工作需要，谁来谈，当然是各分厂总工程师，当然要找他们，找技术科长解决不了问题。
我组织召开总师会议，大家都来参加。没有人说，因为你是科长，我们不来。工作上我经常越级，但不是我要权，我是为了完成工作。从苏联编制制度看，可以这样越级做。但从中国编制制度看，则不允许，必须是科长找科长，处长找处长。
“头顶白云，脚踩泥泞”
我在越野车阵地干了一年多，初步掌握生产准备全过程的工作节点。1966年初春的一天，我正忙着总结建设越野车阵地工艺准备经验。组织通知我，我被指定调往二汽，作为首批支援二汽的100个专业人才之一。
一汽不想放人。陈祖涛专门把我找去，他说，我们好不容易把你要过来，你得去啊。
我说，我服从组织需要。
其实调任前我还不想去。陈祖涛给我做介绍，他说，山沟里盖个汽车厂，这是世界奇迹，是对世界的挑战。同时我也被告知到二汽后，将继续以车型主管工程师的身份负责生产准备工作，并配合试制划分专业厂分工，编制零部件路线清单，去十堰基地参加厂址选择考察，以及编制新技术、新工艺、工艺设计原则等。
这都是我比较熟悉的业务，对此我也有过研究。建新厂，造新车，靠自己力量把山沟汽车厂建起来，这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事。何况，这个舞台足够大，甚或比一汽更大，我可以发挥我的才能，实现汽车梦。考虑到这些，我欣然同意去二汽。
我们这100人陆续到位。在我们之前，二汽已抽调了部分专家，如支德瑜等。我先把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送到老家宁波。1966年8月，我随同去的专业人才一起进山。这时原则上已把二汽定在十堰，但具体厂子还没定。怎么把这些汽车厂放下去，怎么能够流水生产，怎么解决运输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思量。
我们对艰苦条件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有这么苦。苦到什么程度？进山时正好赶上下雨，汽车一路颠簸。山上光秃秃一片，大炼钢铁时树全被砍掉，砍光后也没种。老百姓稀稀拉拉种了些麦子，所谓麦子，也是癞头。下车时只觉头顶白云，脚踩泥泞，没有马路，没有桥，踩着水中石头过河，当地称水底桥。没有交通车，没有商店，只有一个合作社。就这么一个场景。endprint
我们住在简易房子或者老乡家。没有电，晚上用蜡烛照明。老乡住的全是泥房子，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问，为什么窗口那么小？他们说，怕强盗。老乡没有种菜的习惯，吃不到新鲜菜，只能吃咸菜或用酱油膏泡汤，稀稀拉拉的庄稼看不到菜田。到北京出差，不带别的，就是面条和酱油膏，回来作为礼物分送给大家。
几口井就是生活用水，井水打不上来时，就到地里和水沟里去掏水。后来才发现，水沟也不是什么沟，就是地里挖的一个大坑。原来装的是粪便，后来沉淀了。我们还在那里刷牙洗脸，真是不敢想。
二汽建设一开始，就有一批接一批的人来到山沟。但凡下定决心参加二汽建设的人，都有思想准备，都怀有汽车梦，都不计较条件。因此大家情绪也很好，什么叫革命乐观主义？那时二汽革命大家庭里就可以看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二汽工厂设计总负责人陈祖涛非常了解我们这些技术员的心理。还没等大家思想问题冒头，他就反复给我们讲国内外经济形势，汽车工业发展情况以及二汽项目的战略意义。他告诉我们，二汽是毛主席提出、周总理直接安排的大型骨干企业。我们在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建一个“满足打不垮、炸不烂，满足靠山、分散、隐蔽方针，年产10万辆”的高水平大型汽车厂，能参加这项工作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同时，他又组织我们下沟去实地考察，讨论工厂布局，以增强大家信心。我们加入三结合队伍去考察每条沟，我记得有个厂过了黄龙再往里走，到一个叫小河的地方，山很陡峭，小河前面是条大河，顺着石头爬过去，前面有座大山，挡住小河。一些设计员就说，这是最好的地方，外面看不到里面有工厂。
我们就反问道，先生，这里面怎么生产，零件怎么运进去，总成怎么运出来？站在生产角度，我们坚决不选这些地方。而且一过黄龙，就没有选的必要。汇报选厂情况时，我们说，没有必要进黄龙，黄龙山太陡，无法组织生产。
“没有饶斌，二汽建不起来”
十堰地形较理想，整个工厂像一棵健壮的大树，老白公路是树干，每条沟像树枝一样延伸，形成既分散又便于联络的格局。我们又从工艺要求，按各总成生产装配关系，储运物流角度，汽车大总成，零部件及后方服务功能为单元，分设26个专业厂，形成三大片进行工厂总平面布置。
这是一幅非常雄伟，又能满足“山、散、隐”方针的汽车城蓝图。这个汽车城还要满足汽车大量流水生产，满足运输路线需要，不往复，不穿乱。分多少个厂，每个厂做什么，这需要工艺处和工厂设计处协作确定。以零件厂为例，你做什么，它做什么；你的零件送哪里，它的零件送哪里。汽车有几万个零件，每个零件都得有交代。
我们和工厂设计处一起定原则，编制工厂设计书，发到全厂实施。二汽共设6个后方厂，20个前方厂。所谓后方厂，就是为前方服务的厂；所谓前方厂，就是生产汽车总成的厂。又由陈祖涛拍板，6个后方厂放到中部。二汽长35公里，分为东片、中片和西片。中片放后方厂，便于服务。为运输方便，就把它放成一坨一坨的。人家说二汽是羊拉屎，我们说是牛拉屎。
以总装厂为中心，旁边有驾驶室和车架厂放在中片。东片车桥厂重量最多的毛坏是锻件，还有铸件，铸锻件跟车桥总成一起从东片运到总装配厂。西片是发动机总成，发动机有很多小总成，如化油器厂等。装好后就运到总装厂，总装厂沿着一条公路下去，发到火车上，再发运到外面。所以这个牛拉屎很科学，否则没法生产。
后来我有机会到过其他三线工厂，有些工厂情况很糟糕：一个设备一个厂房，根据要求，厂房盖得像民房一样。两三台设备就是一个车间，根本没办法生产。这些三线厂的确很苦，建设时浪费很大，开山辟林，护坡，老百姓搬出去，但没有任务。而二汽则用坨坨解决了问题，二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就是山沟里坨坨的一种出路。
生产准备工作是贯穿建厂全过程的主线，是以工艺为核心开展的。作为新建项目，还涉及到产品开发、工厂设计、土建安装，所以生产准备关联业务辐射面很大，进展过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
因此，一位真正的生产准备工作负责人的触角，要深入到有关战线。要知道产品设计、试制、试验、定型进展情况，要配合处理产品工艺性问题，要了解产品系列化、通用化设计方案及其结构性能，以便更好地指导各专业厂确定工艺方案，以及组织多品种混流生产线。
作为生产准备工作负责人，还要参加工厂设计。工厂设计是根据工艺要求开展的，也是建厂各项施工的依据，设计结果就是投产时的现场，所以设计过程要经常关心时时配合，以便确认批准交付施工。要组织各专业厂根据设计原则按零件完成工艺设计、生产线组成、物流、工位器具、平面布置等工作，开列设备、工装、材料等各种采购清单，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工艺文件开展工作。最后，各专业厂组织调试，下零件调试结论投产，所以各专业厂是生产准备工作的主战场，是服务的最终对象。
最难得的机遇是，我在生产准备工作中得到领导们的直接教导，并通过工作实践得到锻炼和提高。领导们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们，经常到基层听取意见，启发大家。我也因此养成思维敏锐、敢于负责的作风。
二汽建设每件事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可歌可泣。二汽能建成，虽然有中央支援，有全国支援。但最重要还是要有一把手，没有一把手，没有五人领导小组，或者说，没有饶斌，二汽建不起来。那时人心涣散，领导斗的斗，批的批，而且条件艰苦，一片荒野，看不到前景。这种情况下，要想出一批汽车，要1976年投产，谈何容易。
饶斌有号召力，也有吸引力。他上台一讲话，下面肃静，没人说话，人人都听得很清楚。并且，他讲的内容马上变为行动，不还价。饶斌遇事不乱，动员群众有一套独到之处。他“解放”后，不仅身临现场，而且还深入基层做调研，跟大家讨论。饶斌给大家带来方向，带来干劲儿，带来信心。
“出不出政治车是路线问题”
二汽建设刚开始，饶斌一边要接受批判，一边要出来工作。为了决定生产准备技术设计原则，他定期主持由专家们参加的专题座谈会，听取大家对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及其发展的建议。同时，布置作业让我们思考，有目的地收集一些方向性资料。开会时，我们不能空着脑袋去，得做充分准备。endprint
他经常给我们出题目，这些题目包括怎样建二汽？应该建什么样的二汽？他带领大家讨论，形成二汽“包建”和“聚宝”建厂方针。实践证明，这两大举措很成功。没有这两大举措，二汽也建不起来。
一汽包建二汽，上海、南京等地有很多厂包建二汽分厂。不仅技术包建，人员也包建。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聚宝，饶斌说，像蜜蜂采蜜一样，把蜜蜂采到的最好精华聚到一起，为我所用。一方面有一汽聚宝的技术资料，一方面有国内广泛的聚宝资料，这是他的原话。
饶斌在大会小会上都讲，为了聚宝，有些新技术，有苗头就是方向，但不等于能用。所以，二汽有很多老技术员，365天都在现场，在上海或者西安很多地方做试验。有时候一年不见，再见面一下子就老了，很不容易。
二汽指挥部组织三通，即通水通电通路。通电就是铁塔上山，这不是简单地用起重机调上去，而是用人力背上去。山很低，人背上去，相当不容易。通水就是铺网管路。工艺处抓生产准备，抓设备到货，抓工装制造，抓零部件调试，抓落实。我在发动机时学的那一套又用上了。
但就在生产准备需要集中力量大干的时候，湖北省委和军代表提出，必须要出政治车。我们这些从一汽过来的人都想不通，这种情况怎么能出车？汽车要规模化生产，而靠手敲出来的东西不具互换性，因此都认为不行。
上面又讲，出不出政治车是路线问题。当时搞阶级斗争，谁都不敢再反抗。这直接导致生产准备受到影响，耽误了较长时间。我们只好上面怎么布置就怎么干。1971年正是应该大抓形成能力、调试配套的时候，可我们都在忙出政治车。
当时我在三分部作战组工作，每天任务很具体，专业厂完不成就得连轴转，搞通宵。我们经常被通知半夜下厂服务。尽管知道做不出来，但还得装。大家都无可奈何。
我负责生产准备，要对后面进度负责。我想专业厂太难了，天天围绕不可能做好的紧急任务转，长期这样根本没精力抓生产准备。二汽何时才能形成能力？何时才能线上出车？想到这里，我以车型主管身份去找时任指挥长的吴佩伦（从一机部过来的干部），向他汇报生产准备中的一些基本数据以及生产线、设备方面的一些问题，并提出要围绕打通生产线和零件结论，开展全厂能力建设，调试出车。
我说，指挥长，这样下去二汽出不了车。二汽要出车，就要像一汽那样，一道一道工序踏踏实实地干。等正式设备和正式工装到位后，再调试生产。
吴同意我的建议，但没有表态。他说，我知道了，这个事好好干。后来我才知道，上面领导对抓不抓出政治车列入路线问题来看，所以吴也很难办。我们谁都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改变现状。只好天天作战，抓出政治车。
1971年下半年，饶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推动生产准备工作，由他挂帅，成立由夏治涛、俞云焕和我组成的工作组，到发动机厂蹲点，抓能力，抓调试。为了引起大家重视，饶斌想了个办法，他要求发动机厂把调试进展情况数据张贴在会议室墙上。但有个别领导却说，这样做，把突出“政治”放哪里去？结果数据没上成墙。
饶斌去找省委书记，还找了军区司令孔庆德，经过多次努力，最后让湖北省委和军代表统一思想，明确当时要以调试为中心，以打通生产线为目标。这是饶斌在生产准备关键时候做出的关键决策。在调试过程中，他还率队蹲点，总结经验。
“三调试”和“三攻关”
利用蹲点机会，我向饶斌汇报综合情况，提出全厂开展这项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具体措施。大体意思是，工作量大而且乱，问题像天上星星一大片，像乱麻一样缠在一起，找不到头，也没有单位能将问题细分排队。
我说，一辆越野车有2万多种零件，2万多台生产和辅助设备，500多条生产线，近3万种工装。而调试必须用设计规定的装备，因此调试前的准备必须以零件、工序、生产线为单位组织物资配套。各专业厂要查清情况，建立资料，一道一道工序解决问题，打歼灭战。
你说得对，我同意，怎么抓？饶斌问。我说，一汽建厂时用的是苏联2号表，咱们笨人做法，也用这套表。
2号表其实就是配套表。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一汽以零件、工序、生产线为单位的物资配套表，实质就是一个大清单。当时二汽来设备，往往是乱点鸳鸯谱。什么东西容易什么东西来，不要的东西都来了，要的生产线设备是空的。我说，必须查清楚，按生产线配套进设备。
饶斌对我的建议表示赞赏。他亲自动员，让各专业厂听工艺处指挥。我设计统一格式下发全厂，调试准备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难度很大，因为问题太多。遍布全厂的三新技术，其中新工艺约60项，新设备约5000台，新材料10余种，是二汽和全国140多个工厂、设计、科研、教育单位和600多个机床厂研制开发试验的结果，绝大部分没有经过大量生产考验。无法投产成为调试的拦路虎。
为此，饶斌带领大家蹲点，提出“三调试”——设备调试、工序调试、零件调试；“三攻关”——产品攻关、设备攻关、工艺攻关目标。通过中央有关部委协调，邀请全国有关开发研制单位组织上千人的攻关队伍进山。大家不计生活条件艰难，也不计交通困难，多次进入现场攻关，确保1975年越野车建成投产目标实现。
在调试过程中，俞云焕是我的直接领导。他知识渊博，办事果断，他带领我们解决技术问题。我们几乎走遍了全厂27个专业厂。每当我发现问题，或者觉得问题棘手时，我总会第一时间去找他，请他出马拍板。他很支持新技术和新设备的采用。我们看准国外的新技术和新设备后，我就会提出全盘计划，报他审批。
很多专业厂都希望我去蹲点，因为我能为他们争取条件。引进设备，一要有指标，二要有钱。像闫大胡子，一个化油器厂厂长。在化油器定型时遇到很多问题，他就希望引进一套设备，做化油器性能试验。他找了很多部门，设备处不同意，规划处不同意，计划处也不同意，处处碰壁。
后来他来找我。我该怎么办？他问。我说，这个设备应该买，否则化油器怎么上水平？我来想想办法。他听后非常高兴。endprint
我去找俞云焕。生产准备费用里有这样的预算，获工艺处批准。没想到，设备引进来后，却变成一个“熊猫馆”。每次参观，都必去看这个厂。我经常讲，要支持的东西，明白人就很明白，千方百计也要解决，不需要的东西就别啰嗦。
很多设备都要攻关。比如二汽有台1000多刀片的大拉床。一汽用转鼓铣床，发动机缸体在上面，这么哗哗转动，铁屑甩得满屋子都是，搞得乌烟瘴气。我们从图片上看到国外用的拉床，就让济南机床厂生产。但济南从来没生产过，只能自己摸索。当时确实很大胆，俞云焕拍板说，就用这玩意儿，就这么干。
二汽发动机质量不错，缸体采用平顶珩磨，储油减磨性能好，但需要用设备，经俞（云焕）总批准引进。设备买回来后，二汽缸体质量最耐磨，后来我们还把技术给一汽。
像这样的事情有很多。1980年代初我是工艺处副处长，也是联营公司董事，让我带队做联营规划。我还带队去过云南汽车厂，一看云汽真可怜，住的楼没有下水道，生产车间也很糟糕。工资低，生活很苦。
规划做完后，他们安排我们去石林玩，这本来很常规。我跟大家说，咱们也没这个心情，不能玩，你们年轻人以后大有机会，今天我们把规划做好，看怎么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这是我们来的任务，其他都不谈。扶持一段时间后，云南汽车厂慢慢上去了。
1990年代搞轿车零部件国产化时，站在另一个角度，我做过不少好事。国内零部件厂都愿意让我去。我成为被欢迎的人，这种环境让我愉快。我到任何厂去，都是力所能及，把我看到的问题——工艺上的、生产上的指出来，共同研讨，提出改进方向，然后从产品、从品种上再来研究平衡。
因此，我在零部件厂有很多朋友。没有利益关系，都是工作关系，都是为给工作创造基础，创造实力。我认为，做人就应该这样。多想着别人，多想着事业。有人说，你一天到晚都很开心。我说，因为我不欠人。
“孟厂长是我最尊敬的领导”
跟孟厂长一起工作，我最开心。他是产品专家，知识渊博，在技术领域永不满足现状，做决策时总有独到之处。所以每当领导层意见出现分歧时，总希望听听他的意见，找到方向。1975年二汽越野车建成投产，但产品质量不稳定。用户对新车的评价就三句话：“摇头摆尾”、“漏油漏水”和“心脏不好”。这些问题造成越野车不能投产。
经过多轮讨论，找出了几百个问题，但没人敢拍板，攻关确定不下来。这时孟厂长从陕汽调到二汽，他做出快速诊断，并果断决策，先上什么，先放什么，再上什么，再放什么，攻关内容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定了，我就拼命干。工作立马见成效。接着二汽成立产品质量会战指挥部，指挥长是孙儒，提出全厂要背水一战，限期全面消灭发现的质量问题。我负责项目实施。改产品，改机床，做试验，复杂得很。
去现场服务时，我们一个科的人全部下厂，把一个一个零件调出来检查。那时班车较少，我们只能搭敞篷卡车去厂里，中午回不来吃饭，就在路边吃点填肚子。长期下来，我得了胃病。有一次，胃疼得动不了。等了好久，才坐上班车回家休息，第二天又继续下厂。我心脏的问题确实是累出来的，过去我不知道累，日日夜夜干。60多岁后心脏缺血，时间久了就变成心房颤动。现在维护得好，还经常要发。
为什么这样刻苦工作？每天爬车，而且风雨无阻，就是工作责任心，工作使命感。饶斌到北京出差，总惦记家里事情干得怎样。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北京去汇报。他住在友谊宾馆，我住二汽驻京办。
汇报时，军代表刘景修也在。他们告诉我，司令员出洋相了。怎么回事？司令员说席梦思床太软，没办法睡觉，只好睡地板。工作时大家都很随和，无所不谈。我们尊重领导，他们也没有架子。我们一个一个调整零件，一个一个抓结论。结论不了就搞迂回工艺，用其他方法代替，再下迂回结论。
全厂几乎花了一年时间，日夜奋战，完成五吨车64项和二吨半车105项产品质量攻关，改进300多种零部件。改进后，产品质量得到用户认可。1979年12月调集给解放军的1000辆五吨车和1000辆两吨半越野车，开往前线参加边境自卫反击战。经过战争考验，两种东风车均立下战功，被战士们誉为“功臣车”和“英雄车”。
为强化二汽基础建设，孟厂长提出二汽应成立技术中心、装备中心和教育中心这三大中心，得到老厂长黄正夏的支持。总厂任命我当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主任是二汽总厂副厂长李荫寰，他后来调任北京，但还挂着名，日常事务由我处理。
孟厂长关系广，熟人多。为组建好技术中心，达到关键职能与国际接轨，他利用到底特律开会的机会，带着我们去参观通用技术中心和福特技术中心。我搞过工艺，对技术中心是外行。边参观，孟厂长边解释它们的特点，可以说是手把手教导我，让我大开眼界。回国后，我们把一些要点就移植到二汽技术中心上，同时引进一些项目。技术中心建成后，我们又引进不少关键设备，比如订购了在福特和通用看到的对汽车定型有帮助的设备。
孟厂长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也是最和蔼可亲的老师。关键地方他都亲自上马。一个造型设计出来后，他带我们去看，从审查角度、技术角度、美观角度、丰富角度来发现问题。通过学习，我们才知道怎么看驾驶室定型。处理具体技术难题时，他自己计算画图，指导技术人员解决问题。在新产品开发各个阶段，他经常带我去参加方案讨论，看设计效果，讨论工艺性，研究实施可行性。带我们去国外处理问题时，总是抓紧时间，围绕二汽技术发展方向进行考察，做决策。
在他带领下，二汽引进康明斯发动机技术，以技术咨询合同方式引进英国BCIRA铸造软件技术、英国MIRA试车场设计施工技术咨询、英国里卡多发动机技术咨询、意大利车身设计技术咨询、汤姆逊节温器技术引进等。
这些技术引进和咨询解决了当时突出的产品改进方向和产品质量问题，使二汽部分产品质量和整车试验环境以及铸造工艺技术都得到提升，同时一些技术人员得到培训机会，使生产准备工作再上层楼。endprint
孟厂长也有未了心愿，他想把小轿车搞上去，把10吨车搞上去。有次我们去美国，他就跟康明斯联系，带我们去康明斯发动机厂参观。他当时就说，我们不能做到现在为止，我们要引进大发动机，做重型汽车。后来二汽又和日产柴联合，引进日产柴技术，做中重型车。这些都是孟厂长做的决策。
还有跟福特合资轻型车项目，黄正夏花了很大力气，后来却被否决。假如二汽上了轻型车，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局面。在轿车方面，孟厂长考虑得很细，后因病无法实现他的轿车梦。
“我们都成为过去”
经过长期工作实践，我掌握了汽车工艺准备中各类关键工艺技术，对全厂能力情况有较全面掌握。这些都为我组建技术中心，负责轿车零部件国产化和参加投资决策评审，主持技术发展规划以及科研成果鉴定等打下基础。
从1983年到1985年，我在技术中心干了两年。技术中心建得差不多时，我开始搞轿车国产化。这时我是二汽副总工程师兼技术中心第一常务副主任。轿车国产化1986年开始准备，1987年考察。
二汽首先成立轿车办公室，办公室里设有国产化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是楼叙真，还有宋祖慰和宋延光。谈判前要做准备工作，谈的时候每个系统都要有子弹。哪些部件要国产化，兵对兵，将对将，这些都要谈判。
搞轿车国产化，要贯彻中央政策，扶持一批地方零部件厂。同时二汽也要通过国产化，让自己的零部件上一个台阶。国产化有要求，首先要完成40%，这样可节约成本。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国内调研。当时军工部门、航空部、兵器部都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能在他们那里布点，搞零部件国产化，中汽公司也支持。我带队的布点小组还为军工系统做过一些贡献，很多做得红红火火的零部件厂都是那时布点给神龙做配套。找我们的人很多，通过各种关系介绍过来，但我们一视同仁，积极接待，根据情况给他们介绍国产化风险，如国产化需要有基础，需要自制研发能力，投资有风险。
对不合适的厂，我们直接告诉它不合适。大家没有私心，完全从工作出发。零部件国产化工作中，我们秉公办事，有发展潜力，有条件的，我选你，这样你得到发展，我的国产分数也提高。
有次我跟宋祖慰一起吃饭，他说，陈总，我非常感谢你。
你感谢我什么？我问。
他说，我们40%国产化主要靠你完成。
神龙公司成立后，1993年移交了国内零部件重点项目，开始搞二汽国产化，一直到2002年结束返聘。二汽很多零部件厂通过轿车项目实现国产化，技术水平达到与国际接轨。
总而言之，我在一汽、二汽得到成长，确实是领导的帮助和培养，也是同志们的帮助。我讲个切身体会。作为技术评审委员会委员，评审技术等级时，人家送来一本一本资料，数据翔实，每本我都看。有时我负责很多项目，有很多资料，每天晚上我都看得很晚，把所有资料看完，然后提中肯意见。
做项目评审时，我觉得不是我评审他们，而是他们来帮我学习，这是双向的。而且他们这些人，兢兢业业工作做得很细，很热心地跟我讲解。我不像有些评审员，不用别人讲解。我一般会说，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到现场去看一下。这对我来说是充电，也是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有前景，不断学习才有新思维。
学无止境。确实是这样。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老了，要求人家就难为情。我经常问，这怎么回事，请哪位同志讲讲看。搞零部件国产化时我已经60多岁，他们很仔细地给我做介绍。我也很虚心地听。所以每项工作我都有学习机会，因此决策水平比较超前，也能满足多快好省目标。
虽然我们过去很辛苦，但现在的领导更苦，因为他们压力更大，任务更艰巨。很多东西，你一有疏忽，一不注意，就要出局，竞争太激烈。现在他们要自主创新，实现汽车梦，这很不简单。所以我们老同志应该向他们致敬。
每年春节，东风集团领导徐平、朱福寿、童东城等都会来看望我们。他们对老同志很尊敬，我们也尊重他们。我们都成为了过去，过去就过去了。他们给我们创造的条件，我们应该感谢。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