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昂
苏联建立的友谊
“郭力是我的老师，他是一汽最早的领导，我们是在苏联认识的，当时他是第一批到苏联实习的留学生，由于我的俄文好，对外有翻译任务时由我给他做官方翻译。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非常谦虚，从不在新人面前摆架子，平易近人，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陈祖涛是红军著名将领陈昌浩将军之子，11岁时，他被中央送到苏联并在那里长大。1951年，陈祖涛从苏联莫斯科包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毕业回国，不久便被派回莫斯科负责联络苏联援建一汽事宜，“周总理问我想干什么工作？我说，我学的机械，想搞汽车、拖拉机。总理一听非常高兴，就说，好极了！苏联正包建我们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你赶快回去，代表‘一汽去同苏联打交道，在那里实习。就这样，我又回到莫斯科，所以很多人称我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名职工。我这‘一汽的‘第一名职工同‘一汽的第一任厂长郭力的真正接触，是1954年他带队去苏联实习以后，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交往和友谊。作为领导，他对我全方位地爱护；作为朋友，我对他非常信服和依恋。”
当时，陈祖涛作为驻苏代表与苏联专家合作，负责“一汽”的工厂设计和生产准备工作，“那时苏联对‘一汽项目的援助是无私的，他们把设计的工作全部包了下来，工程由当时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总负责。为了这个项目，苏联曾三次召开部长会议作专题研究，把自己最好的设备都提供给‘一汽，几乎全苏联所有的200家著名的工厂都承担了为‘一汽制造设备的任务。其中有一些设备是苏联自己仅有的，例如大型的压床，苏联也仅有两台，便把其中的一台送给了中国。有些设备甚至苏联也没有，他们就用金子向西方购买。因此，‘一汽有些设备甚至比苏联自己的都先进。”
到1951年12月，“一汽”工厂的初步设计做完了。苏方设计院就通知陈祖涛去取资料，并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图交给了他。“这么多的设计图交给我的时候，没有任何手续，连个收条都没有。我们对苏联也是完全信任，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论就通过了他们的设计。”由于施工设计要求得非常具体，苏方开始酝酿要求中方大规模派实习生到苏联实习，各地开始选派人员。
1954年初，郭力带领第一批同志到苏联实习。“当时的实习都是对口的，将来回国干什么岗位，就实习什么岗位。”而郭力除了实习作为一个厂长管理现代化流水线生产的专业知识外，还要用很大的精力来掌握苏联包建“一汽”的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等，在掌握车型设计和工艺的基础上，还要研究考虑我国需要派多少实习生去苏联，都要什么专业的；苏联方面要派多少专家来，都是哪些工种；要把“一汽”真正武装起来，需要多少设备，有哪些设备是关键的，要紧抓不放……“作为联络人，我就从斯大林汽车厂包建‘一汽的工作组及总工程师那里开来清单，交给郭力。郭力拿着这份清单，针对我们的具体情况，研究从厂长到关键岗位的调整工，从生产主任到生产调度，以及各职能部门，工艺系统、质量系统等，要派多少实习生合适，要增加些什么工种、什么岗位，一项一项，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调查研究，最后确定派实习生500人。”
这500名实习生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建设骨干，而且，在当年汽车行业派往苏联留学实习的这500人名单中，还包括江泽民、李岚清等后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也正是从“一汽”往苏联派实习生开始，中国汽车工业大规模的人才培养拉开了序幕。
1954年下半年，苏联完成了“一汽”建厂初步设计后的技术设计。为了有效地争取时间，中央决定审批工作就在苏联进行。中央方面由当时在计委任局长的沈鸿为代表，“一汽”方面就由郭力做代表。郭力找来“一汽”当时常驻苏联的代表孟少农、李刚和陈祖涛进行审核，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审批任务。由于工厂技术设计的每个环节都要搞清楚，为了完成这些细致繁杂的工作，郭力在同苏方上上下下各方面人员的交往中，都表现得不卑不亢，非常得体。“我不知郭力在到苏联前是否出过国，但在苏联却在各种场合应付自如，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应有的作风。他自己的俄语很好，一般情况下都是直接同苏方交谈，只有重大节日活动上的讲话，或重要的会见，由我为他翻译。苏联人看郭力庄重大方，衣着整洁，一表人才，都伸出大拇指说中国这个厂长真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真行！”
真诚的爱护和关心
1955年初，陈祖涛结束了在苏联的工作回国，时值“一汽”处于基建高潮，他坚决要求去基层，并担任了生产难度最大的发动机车间副主任。“回国后，我和郭力成了邻居，住楼上楼下，除了工作外，生活上也有了更多的接触。当时，郭力的工作非常忙，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回家。郭力的夫人张惠兰非常贤惠，每天都要备上几碟小菜，再备上酒，等丈夫回来用。这时，郭力就常常叫我上一块喝酒、聊天。”
陈祖涛当时在发动机车间当副主任，因为他1939年就被送到苏联，从小在苏联长大的陈祖涛讲不好中文，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时，经常就用俄语交谈。再加上陈祖涛虽然长着中国人的面孔，穿着中国人的服装，但说话时的表情、动作都是苏联人样子，所以一线的工人们就称陈祖涛为“小专家”。“这时，郭力就常常提醒我说，你可别以为‘小专家的名字好听啊，这是工人同志在讽刺你呀。你每天面对的是工人，要叫他们感到你是自己人才行啊。”郭力让陈祖涛要尽快学好中文，并强调说这是搞好工作、在国内发挥作用的很重要的条件。陈祖涛听从了郭力的劝告，中文水平进步得很快，慢慢也能同工人直接交流了。”
“他像是我的第二个父亲，对待我就象对亲儿子一样，很爱护我。因为我在苏联长大，回国以后对中国的人情世故懂得不多，尤其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他一直在教我。”1958年，在“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开始“打麻雀，大炼钢铁”，陈祖涛不懂，认为这是胡闹，“打麻雀干嘛？还发动全民大打，那不是破坏生态平衡吗？大炼钢铁，把好端端的锅、盆都砸了，用那么多优质焦炭，炼出一大堆废物，这不完全是胡来吗？我心里这么想，就到处这么说。”郭力这时候就赶紧提醒陈祖涛，“你是共产党员，政治上不能这么幼稚。”郭力还告诉陈祖涛，有许多事情他也不赞成，但这是群众运动，所以要正确对待，不能硬顶。“他还一再教导我，说话、办事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依着自己性子，不分场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还要我加强学习，尽快熟悉国内情况，政治上要尽快成熟起来。”
郭力的话给了陈祖涛启迪，对他帮助很大，但陈祖涛还是在很多时候禁不住流露了许多不合时宜的看法。到了“反右倾”的时候，陈祖涛自然就成了被批判的典型，当时同时被批判的典型还有“一汽”副总工程师孟少农。“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副总工程师，一个是工艺处副处长；一个留美的，一个留苏的，都成了‘右倾的典型，大会批，小会批，说我们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我想不通，也不服气。”这时郭力又来劝导陈祖涛说，“批就批，你就听好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些过火的言词也是难免的，到组织处理做结论时，一定会考虑你的具体处境的。”并一再告诫陈祖涛，绝不可发火顶牛，要冷静，沉住气，正确对待。
就这样，虽然陈祖涛也被批来批去，但在最后做结论时，却没给陈祖涛“戴帽子”，也没给孟少农“戴帽子”。“听说，是郭力在班子里力争，不赞成给我们戴帽子的。后来我常想，如果那时给我戴上帽子，那我以后的日子是不是也会很惨？想到这些，心里便深深地感激郭力这样的领导。”
永远值得信赖的朋友
1964年底，郭力调到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兼汽车工业公司经理，陈祖涛和郭力的接触得就少了，可陈祖涛心里常常想念郭力，每次去北京都要去看他。虽然“反右倾”的时候没有被“戴帽子”，但在“文革”中，陈祖涛还是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苏修特务”，还被关押了两年半。
1972年，陈祖涛回武汉探望母亲。从武汉回来路过北京，陈祖涛忍不住又到了郭力家。当时郭力己从干校回来，恢复了工作，而陈祖涛还戴着“现行反革命”、“苏修特务”的帽子，没有结论。可郭力根本不在乎这一切，见到陈祖涛非常高兴、非常热情。郭力的夫人张惠兰，还特地到街上买来一瓶泸州大曲，又做了好多菜，陈祖涛同郭力整整喝了一宿。他们谈了各自种种遭遇，郭力还像过去一样关心陈祖涛，询问陈祖涛在农村吃的、住的等生活情况。“我说，住的草房、干打垒。生活苦点倒没啥，我们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时，生活也挺苦，可如今就是看不到希望，就是这形势让人喘不上气，受不了O”郭力告诉陈祖涛，还是那句老话，要相信党，不管形势多么严峻，总有拨乱反正的一天，总有拨开乌云见太阳的一天......
可是，最使陈祖涛痛心的是，郭力自己却没有等到拨开乌云见太阳的一天。由于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残酷的摧残，恢复工作后又劳累过度，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郭力却倒下了，“这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最信赖的朋友，更使我们汽车工业失去了一位杰出将帅，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儿子。”
“郭力同志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为-汽"的创建、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史册上，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陈祖涛，1928年生于湖北汉阳。 红军著名将领陈昌浩将军之子。11岁到苏联，1951年从苏联莫斯科包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毕业回国，不久便被派回莫斯科联络苏联援建一汽事宜，作为驻苏代表，与苏联专家合作，负责工厂设计和生产准备工作，为3年建成一汽做出重大贡献，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5年，担任一汽生产准备处副处长、工艺处副处长，后任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处长兼总工程师。
1960年代初 参与设计和建设“红旗”轿车、军用越野车两个生产基地。
1962年至1965年 参加川汽、北汽、南汽、济汽、沈汽、北内、长拖等大型项目的规划设计等工作。
1964年，参加二汽建设，先后担任二汽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
1965年至1968年 筹建二汽，作为5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负责二汽选址和工厂设计。
1972年至1980年 在二汽主持技术工作，任二汽第一任总工程师。
1981年，参加筹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历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曾任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
1988年至今 国家科委专职委员，参与国家经济开发区的设立工作，关注汽车行业进展。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