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杰
低调赴京
196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郭力同志去北京工作，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4年4月，郭力和他当时的秘书刘人伟正式赴北京。当时一汽的领导再三提出要派人陪同前往，可都被郭力婉言谢绝了。郭力说他不喜欢兴师动众、前呼后拥。他希望保持低调，平静地上任。
刚到北京的时候，一机部和汽车局还没有预先安排好郭力的住房问题。于是下了火车，部里的汽车把郭力二人接到了北京饭店。那时候，北京饭店在首都是最高档的宾馆。刘秘书怕两人住一间会影响郭力休息，于是提出住两间。但是却被郭力制止了。不仅如此，郭力住在北京饭店的时候，为了节省餐费，一天三顿饭却并不在北京饭店吃。清早，他会派刘秘书到外面胡同口去买油条豆浆，而且坚持要在他的工资中把这买豆浆油条的钱扣掉。中午，就在汽车局食堂和职工一样吃大灶。晚上在招待所吃客饭，由于工作忙，却常常赶不上，很多时候只得在外面小店随意解决。郭力生活之俭朴可见一斑。这样在北京饭店住了很短的时间后，郭力又让刘秘书找了一间更便宜的招待所住下。他说：“我来北京是工作的，住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怎么能长住北京饭店呢？房费那么高，影响也不好。”就这样郭力又在招待所住了半年多，直到住房问题得到解决。
试办托拉斯
1964年初，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之后，中央决心要进行调整，以经济手段管理企业，减少行政干预。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提出，要组织托拉斯，组织综合性公司或联合企业，这也是生产关系上的一种变革，是一项新鲜而又重要的任务。国家决定第一批试办12个托拉斯，而汽车托拉斯则被当做重中之重。郭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的。
组建南京分公司
1965年1月，郭力被正式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经理。汽车托拉斯的牌子挂上了。他上任后，首先抓的是两件大事，一是吃透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的文件精神，二是大搞调查研究。试办托拉斯是一件全新的工作，千头万绪，他再次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在部里收集中央有关试办托拉斯的批示和文件，请公司政策研究室收集有关西方国家办托拉斯的资料，白天没有时间看，晚上就带回旅馆看，常常阅读到凌晨。
中国的汽车托拉斯——汽车工业公司是在原一机部汽车局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郭力首先要重点了解全国汽车行业情况。于是，郭力组织公司内部各部门分批分期介绍情况，每周都有日程表。除了到中央和部党组开会之外，他都在非常认真地听取各部门的意见，共同讨论试办托拉斯要解决的问题，每周和每日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有时还单独找个别同志谈。往往白天谈不完，下班后，汽车局大楼其他房间都关灯了，郭力还留在办公室。
1964年10月，郭力在济南主持召开了一机部厅局长暨全国汽车工业工作会议之后，组成了几个调查组，分赴全国调查汽车及汽车配件行业的产供销情况，并亲自下去搞调研，抓汽车托拉斯试点工作。他走访了南京地区、镇江、扬州的汽车厂、汽车配件厂、配件销售公司，历时一个多月。他发现汽车行业主机厂和配件厂多头领导，条块分割，汽车配件生产产供销严重脱节，妨碍汽车行业的发展。在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他提出了按照专业化协作的生产总体规划，重新调整零部件生产分工，打破所有制隶属关系，以南京汽车制造厂为主体，组建中国汽车工业南京分公司，跨出了试办汽车托拉斯的第一步。
托拉斯新阶段
回到北京后，郭力一边听取各调查组汇报，一边召集政策研究室的同志研究探讨，并向中央提交了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全国汽车行业如何参考西方国家办托拉斯的经验，用经济办法改组我国汽车工业的意见。1965年10月底，全国试办托拉斯工作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会上，薄一波对郭力的报告发言颇为赞赏，并经国务院批转发至各部委、省及12个试办托拉斯的单位。
在1965年的一年时间里，郭力在抓点的基础上，又抓了筹备其他分公司的工作，先后建立了以“一汽”为主体的长春分公司，以“北汽”为主体的北京分公司，以哈、瓦、洛三个轴承厂为主体的轴承分公司，以“济汽”为主体的济南汽车总厂。
从此，中国汽车工业的管理体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几个分公司相继成立以后，一系列的具体管理问题随之而来，为此，郭力始终把试办工作抓得很紧，从未松过一口气。他经常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研究讨论和分析解决在新的管理体制下出现的新问题。
夭折
1966年初，邓小平总书记授意由郭力同志挂帅，中汽公司负责，组织长春、南京、北京汽车分公司和洛阳轴承分公司的同志，集中在北京香山，进一步探讨办公司的办法，草拟章程。
于是，在北京饭店托拉斯工作会议以后，郭力又用半年左右的时间组织起草了试办“汽车工业托拉斯章程”草案（初稿）。但是当郭力正准备将草案印发，发动群众再次讨论和上报部机关各司局征求意见时，文革的风暴开始了，这个费了许多心血搞出来的草案也就此夭折了。后来，这个草案连同试办汽车托拉斯的有关文件和讲话等材料，竟成为了批判郭力“走资本主义道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依据。
尾声
郭力从1969年冬开始，先后到设在江西和河南两地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据曾经和他一起在干校劳动的同志说，郭力在干校劳动期间，对自己的要求仍旧非常严格，从不要求任何照顾，下地劳动、挑担、除草、上山伐木，样样都不甘落后。这对于一个出身书香门第，又曾身居高位的人来说，实属不易。1970年5月中旬，郭力获得“解放”，恢复党籍，任江西罗山干校校长兼校党委书记。1972年春，郭力回到了北京，官复原职。
郭力回到北京后，又一次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他分管机电产品的分配工作，随即就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机电产品订货会议。像过去一样，他工作一上手，就把自己置之度外，直至周总理指示要对高级干部进行体检后，郭力的肝病才被发现。一边治疗一边到全国各地出差，郭力病情的发展一度被被他顽强的毅力和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掩盖。1975年10月27日，从上海出差回到北京的郭力被发现了肝脏占位性病变。
1976年2月19日23时，郭力，这位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开拓者，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