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虞+葛帮宁
69岁的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因病逝世，我们在此整理刊发最近两年与他数次谈话摘要，以此纪念这位汽车界符号性人物
编者按
他走了。
2014年11月12日上午8时。北京友谊医院。他因病辞世。享年69岁。
在公众记忆里，他最后一次亮相是今年天津泰达汽车论坛期间那是2014年9月5日，他一如既往地提前10分钟到达现场。甫一落座，便不断有政府和企业代表过来与他握手问候他嗓音洪亮，精神矍铄，丝毫看不出他已痛魔缠身3年。
热悉的面孔，还有似曾相识的场景。于他，却有着更难以言说的情怀需要提醒的是，他每月都要回医院做例行检查，并接受注射治疗。
2014年10月18日，由他倡议发起的2014中国老汽车人联谊会在北京杏林山庄召开，他因例行检查不能到会，但仍念念不忘老同志们的聚会情况。当月的最后一天，《汽车商业评论》记者到医院向他汇报情况。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躺在病榻上，脸色蜡黄，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正在打点滴。看起来，他消瘦了很多，身体极度虚弱，与我们交流时，因为疲倦，他会时不时闭上眼睛。
即他如此，他仍逻辑清晰地寄语对中国汽车业的期望。他说，中国汽车自主品牌要自强。其一，不要怨天尤人国务院已颁布文件，到2020年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享创新型国家需要若干创新型产业，一方面国家有意识，一方面企业有发展根本，任何企业要在国际环境中生存，没有自己的品牌，它怎么生存？
其二，要有信心。不要老去讲国家没有政策，什么公车买得少，什么政策不到位，这些都没有用。有人说，现在自主品牌打到持久战阶段，我的看法是，从战略上讲是持久战，从战术上讲是攻坚战。
其三，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有基础，有人才，这60多年没有白干商用车我们搞得早，坚持自主，市场覆盖得很好过去几年老说汽车没人才，这十来年，一大批人才已被培养起来……
我们非常抱歉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打扰他，未能久留便辞别。未曾想，那次离开，竞是永别
2011年8月，他感到身体有些异样，便去医院做常规检查。拍完X光片后，医生直接让他住院——几个月后，医生才告诉他，诊断结果为癌症，综合考虑癌细胞扩散情况和身体素质，医生对他采取保守治疗
然后是无穷无尽的放疗、化疗、注射、体检和周而复始的循环。我们只知道他这一路走来的些许轨迹，却无从知晓更多细节：如这段历程中的艰辛与历练，希型与失望等。
但当这些繁琐的常态检查结束，约傍晚时分，他仍然雷打不动地坚持阅读助理送过来的报纸和文件，或者打开手机查看重要信息和留言。必要时，他会回电或者短信。
他的名字和图片不仅继续而且越采越多地出现在平媒和网络上。他仍然健谈，一如既往地“亲媒”，中国汽车工业60年的发展历程，关键时期的关键故字仿佛就印在他的脑海里，因此他总能娓娓道来，他总能信手拈来。
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那份对汽车的情结这份情结由来已久，并深受其父影响
他的父亲1931年考上南京交通研究院，毕业后到滇缅公路工作，后升任运输大队长1945年他出生在四川泸州，后随父亲搬到重庆从能记事起，家里就经常有司机来串门，可谓从小就对汽车耳濡目染
抗战期间，海岸线被日本占领，物资进不来，父亲所在运输线成为国民政府的生命线——所有同盟国援助物资的少数通道之一。从那时起，他就知道，“打起仗来没有汽车不行”。
1962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汽车专业，6年后大学毕业。他想，越远的地方越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便申请去新疆工作。当时中央鼓励每个省都自己造汽车，新疆有3个汽车厂。他的同学中，大部分被分配到一汽、二汽（现在的东风汽车公司）、南汽（2007年12月被上汽集团重组）和北汽等集团，其中有1人去西藏，2人去青海，他则如愿以偿。
初到新疆汽车厂，他什么部干：当过钳工、车工、钣金工；做过汽车装配工；烧过锅炉。“那时人年轻，主要是学习，干什么都是干。别人不上班，我自己上，反正也单身一人。”多年后，他向《汽车商业评论》记者回忆道。
这一干就是10年。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大江南北，令人精神一振。这一年，二汽基本建成，已调任机械部副部长的饶斌同志认为，（二汽）生产不能全都在山沟里，因此派专家组到全国为二汽选组装厂。调研到新疆时，饶斌同志的秘书随行。他（张小虞）作为新疆机械厅的陪同者与专家组对接，“将近一个月，吃住都在一起”。
回京后，秘书立即向饶斌同志推荐了他。他随即被调往一机部。“从1968年到1978年一机部没进过新大学生，我算是特需”。说的时候轻描淡写，但却是他人生的关键转折点。
汽车局里他最年轻，也是什么都要干：工会福利委员，宣传委员，工会干部等。他给大家买过苹果，买过肉……谁加班加点或出差打算找人替班，他就顶上去……
时光流逝。他从处长做到司长，再到局长，却从来不曾动摇过坚守汽车行业的信念。当年国家计委需要人，托人带话给他，希望他过去，他拒绝了；后采张德江调任重庆市委书记，希望他去，他亦婉言谢绝；2001年机械局撤销.他还不到60岁，本可以换个地方做几年官，但他选择了留下。
“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的理由是，“专业部门需要专业干部，我就留在机械工业联合会，为大家做点事。”这一干又是10年，他笑称自己已成为“（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元老”。
2014年11月15日上午10时，张小虞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菊厅举行，几乎中国汽车界所有代表人物亲临或派代表前往吊唁，与他作最后的告别。
《汽车商业评论》在此整理刊发最近两年与他数次谈话摘要，以此纪念这位汽车界符号性人物。
1945年我出生在四川泸州。抗战后搬到重庆。小时候家里经常有司机来串门。（对汽车）也算耳濡目染。后来在重庆一中上学，学校离家较远。平时住校，周六回家。公共汽车要排队等一个多小时，我一般就走路回家。endprint
当时主要是美国卡车。没有油就烧木炭，每辆车旁边都有比驾驶室还高的炉子，烧煤气。上坡时气不够，司机助手就拼命摇鼓风机。后来烧天然气，车顶上背个大鼓包。
我的汽车情结小时候是受我父亲影响。父亲1931年上大学，从四川考到南京交通研究院，那时国民党还没有汽车工业。毕业后到滇缅公路当运输大队长。抗战期间海岸线被日本人占领，物资进不来，滇缅公路运输线成为国民党的生命线——所有同盟国援助物资的主要通道之一。美国还派空军保护这条生命线。父亲也因此而立功。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打起仗来没有汽车不行。
我讲几个数字。196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当时全国汽车产量只有9000辆，主要是解放牌。1968年我大学毕业，全国汽车产量是2.5万辆。
这时中央鼓励每个省自己造汽车，新疆也造汽车。当时想的是越远的地方越能发挥自己才能，新疆这么大，—定需要汽车，因此申请去新疆。过去后才知道这里有3个汽车厂。我们班就我—人去新疆，还有_人去西藏，两人去青海，其他同学则被分到一汽、二汽、南汽和北汽等全国各地。
我在新疆工作了10年，生产了几百辆汽车。1978年我到一机部汽车局工作，当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4.97/辆。
在新疆10年主要在工厂里工作。当过钳工、车工、钣金工、汽车装配工，烧过锅炉。那时人年轻，主要是学习，干什么都是干。别人不上班，我自己上，反正也单身A。从1968年到1978年一机部都没有进过新的大学生。我算是特需。
饶斌同志任机械部副部长时，二汽基本建成，但生产不能都在山沟里啊。因此，机械部派专家组到全国为二汽选组装厂。饶斌的秘书跟专家组到新疆调研，我作为新疆机械厅的陪同人员，那段时间天天跟他们T作生活在一起，将近一个月。
我调到北京后，为调动少数民族积极性，便推动新疆汽车厂加入东风汽车，现在它已是东风公司新疆汽车厂地方持股25%，东风持股75%。除生产东风卡车外，也做部分零件，发动机和变速箱从东风公司运过去，再组装。产品除满足新疆需要外，还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
汽车局里我最年轻，也是什么都干：工会福利委员、宣传委员、工会干事，给大家买苹果，买肉……谁加班加点或出差没人，我顶上去。然后是处长、司长、局长……但是我一直没离开汽车行业，当年国家计委需要人，让我去，我拒绝了，我说我就喜欢汽车。
“文革”期间，当时我还在学校。我不参加武斗，也不参加工厂派别。在清华大学时，我是班长。反对派让大家去武斗，还把教室里的暖气停掉。我就请老师到宿舍讲课，还去北汽找清华校友来授课，组织大家学习。
再过几天（访谈时间是2012年9月），我们班要在西安庆祝建校50周年。我带着病也得去。不容易啊。班上有位同学已经“走”了，甚至比我们低的班级里也有很多同学离开了。
专业部门需要专业干部。当年张德江同志到重庆当市委书记，希望我去，我也没去。机械局撤销时，2001年我还不到60岁，本可以换个地方做几年官，我说我留在（机械工业）联合会，为大家做点事吧。这一干就是10多年，也算联合会的元老了。
我总认为，（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这一点我们要学日本。日本通山省的部长们可以换，但具体办事的人基本不变，有可能他一辈子都只是一个科长，但对汽车钻得很透，WTO谈判他都能代表。
汽车生涯中，有几个人对我触动较大，第一个是饶斌。他学过医，参加过革命，30多岁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不到40岁已是国家经委副主任。我那时只是规划处的一个职员，没有直接在他身边工作过。他经常找规划处要数字，胡信民是处长，他来电话时，有时找胡，有时找我。
（1987）年8月饶斌回到北京，组织召开会议。然后要去上海，几个老部长劝他注意身体，等天气凉些再去。他说，他已答应汪道涵和江泽民，帮他们推动零部件国产化。但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什么话都没留下。
筹备三汽时，他点将，点了方劫和李岚清同志。方是一汽党委副书记，后调任一机部办公厅主任，“文革”时调任陕西省计委主任，是三汽筹备组组长，李岚清是副组长。这期间，我不是饶斌的联络员，但也叫联络员。他们一开会，胡信民处长就说，小虞，你去听听他们讨论什么，同来写报告。报告写好，胡处长修改后，呈送给饶斌同志。
第二个是陈祖涛，其他还有吕福源和邵奇惠。邵（奇惠）部长讲话从来都是引经据典，文章和讲稿自己写。而且他经历不平凡，中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黑龙江林业机械厂当工人。通过自学，从工程师到厂长，然后到市委、黑龙江省省长、机械部。他还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邵部长跟我一样得过癌症，但已处于稳定阶段。他到医院来看我，鼓励我，从来不摆架子。
头拱地也要拱出几个
我经历这么多轿车项目，基本都是最高领导层决策，起码也是常委这级决策。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大家都看好汽车工业发展。那天中央电视台第二频道来采访我，问我怎么看2000万辆。怎么看？我说，看过去成绩很辉煌，改革开放后，从200万辆到2000万辆，世界汽车工业四分之一份额在中国。但往后看挑战非常严峻，市场是大，老百姓买到了车，但准应该在这个市场里担任主要角色？
尽管挑战严峻，但越来越看到希望。最近我参加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我就鼓励大家，头拱地也得往前走，现在能看见曙光。以红旗为例，单车已达到同类产品世界水平。当然还有服务、质量、可靠性等，50多年曲折路怎么走过来，现在又是怎么考虑？还有长安，自主品牌已做到100多万辆，占总产量一半比例。它怎么能做到，又怎么整合国际资源开发新产品？
荣威第三代和第四代很快出来，也就七八年时间。广汽传祺跨上新台阶，广汽研究院为此投入几十亿元，还有观致和绅宝……过去奇瑞和吉利都是三五万元或者十万元以下，但这些自主品牌一下就跨入十几万元中档车系列，不容易。而且从单车开发手段和开发技术路线看，基本都是正向开发，不再是测绘、仿制和模仿，头拱地总要拱出来几个。endprint
从2000年开始我们实行第一个排放法规，跟国际差距是10年，国际是1990年代初实行排放法规。我当时就提出来，能不能用10年时间，到2010年赶上人家？现在看来显然没做到，差距仍很大。我那天又讲，我们能不能用20年时间，走完别人30年所走过的路？否则怎么建强国？
标准法规必须接轨，市场无情得很。我在机械部时曾明确宣布，在标准法规和质量问题上，我们必须站在消费者和社会立场，不能保护所谓的企业利益。但这个事在机械部没做成，时间太短，项目夭折。
然后我到联合会，可能很多人都没看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联合会名义，与国家技术监督司和中国消费者协会一起考察缺陷车召回和三包规定。我带队到过韩国和日本，他们又分别到美国和欧洲去考察。
文件都起草好了，请过消费者，请过企业代表，也请过国家技术监督部门的人，总体想法是先搞三包，解决个案，然后解决批量化。这个过程中，开了好多会，讨论具体规定时，哪几个总成修不好，要修几次，多少公里，该不该换，该不该赔……非常激烈。当时我还拍胸脯，把认证中心放到联合会，作为第三方。结果几个大企业联名给中央写信，说这样做国有资产会受到严重损失。
其实也能理解。当时汽车工业主体是国有企业，缺陷产品要召回，一是产量不大，二是车的质量确实不行。这一停，就停了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把农业机械和摩托车都写进去了。又讨论汽车是不是消费品？我说，你们糊涂，汽车不成为消费品怎么发展，能有今天吗？汽车必须进入家庭。什么叫市场？消费就是市场，需求就是市场。
所以一定要鼓励那些有特色的民营企业。长城算一种模式，为追求产品质量，对零部件采购六亲不认。吉利为什么要买沃尔沃，为什么要买澳大利亚自动变速箱厂？因此，不变也得变，否则适应不了资本国际化、市场国际化和产品国际化。
WTO谈判时，最担心的是汽车业。那时候排ABC，汽车和农业都排到C，用文学语言讲，就是挑战大于机遇，B类是机遇挑战并存，A类是机遇大于挑战。大家都担心“狼来了”，就是眼睁睁看着就要完蛋。当时我们汽车总产量是100多万辆，而一个跨国汽车公司就是几百万辆，你怎么抵抗人家？
那时我就说，只有这条路。后来我做总结，汽车工业从最令人担忧的产业变成最令人振奋的产业。1992年WTO谈判时我们汽车产量不到100万辆，2000年时轿车产量才60万辆，自主品牌份额不到5%，现在大约是28%，哪里想到会有今天？接下来应该讨论的是，到2020年自主品牌份额能不能占据一半，否则强国目标就是一个忽悠的目标。
五大结构调整
根据三个变与三个不变，必须对五个结构进行大调整。
一是市场结构调整。不能只面对大城市，既然是城镇化，就得面向三四线城市，深入到下面去。有一次，一个媒体问我，2020年我们产量能达到多少？我说，我给你算大账，如果你对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这种变化没有估计到，那么你也很难预估未来10年中国经济社会还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不是用数字能计算出来的，我用文学语言描述，到2050年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央讲得很清楚，最大受益是老百姓，裁判也是老百姓。如果每个产业都让中央放心——什么叫中央放心？少一些部门干预，靠市场来优化配置资源，让老百姓满意。
多年前，我就跟曾培炎副总理讲过，车市、房市和股市，车市一定做得比房市和股市好。房市又出来一堆政策，什么自主商品房、廉租房、限价房等，搞得房地产商不知道开发什么房。房市就像惊马，一匹受惊的马，谁都套不住。怎么套？什么国八条，我看一百条都套不住。
股市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它既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就是猴市，乱蹦乱跳的。跟国家经济不挂钩，跟上市公司业绩也不挂钩，这是最怪的，已经ST了，它还在那里蹦。
车市最让人放心。出口加大力度，企业要去海外设厂。2003年～2004年国际汽车巡展期间，我去过越南柬埔寨，2004年～2005年时去俄罗斯，在彼得堡集中，开车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最大展览中心旁边巡展，我就深刻感觉到要去海外建厂。
二是技术结构调整。要把原来的依赖性或者冲动性变成自主性和主动性。技术结构必须改，要专门考察这些为自主品牌发展建立的研发中心。一汽、东风、北汽、广汽、长安，它们都建有一流研发中心。
三是产品结构调整。必须实现从生产中低档产品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四是资本结构调整。要多元化，不管是上市公司、合资公司，还是国有控股公司，以及民营资本，都要保证汽车工业高强度投入。最近我做的一件事，就是以湖南大学为背景，联合重庆，成立汽车零部件产业基金。汽车工业一定要有抓手，靠国家靠不了，靠银行，比例会越来越少，要靠新的融资平台和融资渠道。
像北汽与奔驰这种交叉持股，资本国际化，必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前汽车工业是被国际化，现在要真正实现国际化。我们不要看表面，要看实际资本构成，谁在后面运作，谁出了多少钱，那才是硬碰硬。因此，必须按照中央提的混合所有制实现资本结构调整。
北京奔驰发动机厂投产仪式，他们请我参加。我刚出院，也想跟大家见个面。我说，这是奔驰公司在海外设的第一个发动机厂也是惟一一个发动机厂，投资40亿元，25万台规模，预留到70万台甚至90万台规模，明年开始北京奔驰技术中心建设。这种国际化是潜移默化的，来势非常凶猛。
有一年大众公司跟我谈，他说，你们不要老讲德国大众，现在是国际大众。大众旗下有十几个品牌，有几个在德国？丰田就很聪明，它不叫丰田中国，它叫中国丰田，顺应中国人感情。它还在常熟建技术中心，你说它还跑得掉吗？
有人担心他们是否会把真正的技术拿过来，但如果不拿过来怎么搞？还有上海大众技术中心，投入了几十亿元，虽然不像泛亚技术中心独立，但核心部分都是中同和德国一起操作。上汽集团的最大优势，就足通过上海大众合资企业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人。第二期合同签字时，我在现场，每年30人到大众技术中心工作，回来后先在上海大众工作，过两年就都去乘用车公司了。你看，做荣威的都是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培养的干部。endprint
五是组织结构调整。中国2000万辆的土壤，一定要出来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以及若干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集团。
最近两年在做什么
最近这两年多，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主要是跟民营零部件企业接触。我跟他们讲，你们搞到这个份上，不是被外国零部件公司吃掉，就是你们到外国去吃人家，如上海万丰奥特就全资收购全球镁合金企业镁瑞丁（Meridian）。什么是技术？什么是核心技术？图纸资料不是技术，看得见的都是落后的，只有脑袋里的技术才是真正的技术和核心技术。
还有中信戴卡，做铝合金车轮制造，产品已出口欧美市场。它原来名字叫中信戴卡轮毂制造公司，我建议他们把轮毂两个字去掉，就叫中信戴卡，而且只做车轮不行，必须把汽车上其他铝制零部件吃透，如发动机缸体以及骨架等。于是，他们到德国去，看谁给奥迪、宝马和奔驰配套铝制零部件。大概过了两年多，我生病期间，他们打电话来说，花4亿欧元全资收购德国KSM铸造公司。
还有四川波鸿集团，原来做汽车方向机和转向机。董事长40来岁，因为汶川地震，国家和当地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包括土地、税收、拨款、贴息等。他说，张会长，地方给我这么多政策，我要发展汽车零部件，做什么好？我建议他，你就做汽车铸造件，但要做到世界一流。他们到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等合资企业考察，不算土地和厂房，大概投了5亿元，平地起家，做起来后就赚了些钱。
不久，他又来问我，汽车上还有什么国内解决不了的高水平铸造件？我说，有，涡轮增压的铸造壳，800摄氏度～1000摄氏度高温，虽然是进口壳，但毛坯要自己加工，我听说一家加拿大公司在中国经营得不好。
他做过调查后，2012年6月以2.45亿美元（包括购买股权和承担债务）100%收购加拿大上市公司威斯卡特工业集团旗下美国、加拿大、匈牙利、中国的7家工厂和1个研发中心。有意思的是，收购过程中，加拿大老板没来过中国，对中国也不太放心。
我就给波鸿出主意，我说，你请他来，我虽然病了，但喝杯茶喝杯咖啡还是可以的。我们见面后，加拿大老板说，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都面临破产，他是一筹莫展。我把中国汽车工业曲线图跟他一讲，他马上说，行，我卖。结果他刚卖，通用、福特起死回升，他马上就赚钱。然后利用这些钱，在绵阳投资新工厂，自动化程度更高。
山东泰安有家做冷却气的企业，是哥们几个一起合股搞的。泰安有铝，大概已做到两三亿元，并进入福田欧曼采购体系。几年前，我就让他们搞研发中心，买世界一流设备。但几兄弟意见不一，市场做得不上不下。结果被法雷奥看上了，双方谈了一年多。法雷奥说，他找个资产公司评估，中方值多少钱，他现金投入50亿元，但要控股。
泰安老板来找我，让我出主意。我说，你们哥几个，事业不行，队伍也不行，投降吧。不要搞到最后，那是彻底投降，现在等于是被人家整编，你还当总经理，你们还有40%股份。但是我跟你说，你也待不长，人家很快就会增值。否则，你说这种企业怎么办？它没有后续，也没有别的产品。
轿车零部件往事
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时，先在技术改造局，后来在技术引进局。邓小平讲成万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朱镕基是直接操刀者。当时我在中汽公司，连夜加班加点报项目。到了1985年、1986年，经济界和学术界议论纷纷，出现两种极端意见。一种意见是，引入一堆消化不了的技术；一种意见是，引入一批落后技术。
朱镕基为此承受相当大的压力。1986年他以国家经委名义召开全国技术引进工作会议，住在大连滨海路的棒棰岛，这时中汽公司已撤销，我代表中国汽车联合会参加。我在小组会上有个发言，主要是讲汽车工业引进技术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其中提到一些数字。组委会写了会议简报，朱镕基也看了。
上午开会，下午本来安排休闲。突然通知我，《新闻联播》后，朱镕基要开个小会，请我介绍汽车工业引进技术消化吸引情况。结果我没时间去游泳，也不敢出去，开始准备资料。
晚饭后，我们40～50人聚到小会议室里，都是跟汽车相关的省市部门代表。朱镕基坐上面，我坐他旁边。他说，小虞，你跟大家介绍介绍情况吧。
他一边听，一边批文件。介绍完情况后，我明确讲，根据汽车行业发展趋势，今后引进消化技术重点，要转向轿车和轿车零部件……我还说，只是桑塔纳零部件同产化还不够，要结合全国零部件工业引进技术。除满足桑塔纳需要外，也要满足今后我国轿车工业发展需要。
这时朱镕基打断我的话。他说，小虞，你别把轿车工业说得那样悬，轿车进入家庭还早呢，咱们就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朱主任，那我还说不说？我问。
你继续往下说。他回答道。
大会总结时，朱镕基专门把汽车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惟独不谈轿车和轿车零部件以及轿车进入家庭。会后，他对我说，你们专门拿个方案，到国家经委来汇报，我批，给你们贷款。
1980年代朱镕基调任上海市市长。有次跟国务院作汇报，他明确讲，中国轿车产量在30万辆之内时，希望中央只让上海干，把规模做起来。站在市场经济国家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角度，这话是正确的。他集中精力抓上海桑塔纳国产化。
为桑塔纳国产化，他在上海召开万人大会，明确提出要做中华牌。桑塔纳零部件横向配套费，每辆车收2万元，上海累计收入40亿元。后来，北京切诺基、广州标致也效仿上海做法收取了。一些国产化基金。
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李鹏主持会议，我坐在后排，其中谈到汽车工业。朱镕基表态说，零部件横向配套费，请中央放心，我们一定把它用好。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任周子健秘书）站起来说，镕基，这个横向配套费还是交到上面来吧……你刚到上海，就讲上海话了。
朱镕基—下就站起来，反问道，上海市市长不讲上海话，讲什么话？
可以说，上海零部件真正脱胎换骨地改造，这40亿元起了大作用，朱镕基有个秘书专门管这笔资金。那时国家没钱，上海也穷，谁都想用这些钱。钱怎么花？endprint
打个比方，有个零部件厂申请横向配套基金，如果能在规定的几年期限内实现国产化，那就只收本，不收息。如果做不到，就连本带息还回来，同时还要接受处罚。并且跟银行讲好条件，这边投一块钱，银行投两块钱，这样才有保证。第一批上海零部件厂起来后，才有今天上海零部件工业的发展。
牵线宝马在华合资
华晨宝马也有段故事。2002年时，双方合资的报告从辽宁省计委上报到国家计委，一年都没回信。宝马的人坐不住了，这时我已经到了机械工业联合会。宝马中国的负责人来找我，说宝马董事长想知道，跟华晨的合作，中国政府究竟同不同意，还问我能不能邀请宝马董事长过来？
站在联合会角度，我们可以邀请。这位负责人还给我讲了个情况。
大约一年前，朱镕基访问欧洲，在一个早餐会上，宝马董事长和镕基聊了几句。
朱问他，你到过中国吗？
回答说，没有。
你有机会到中国来，我们见个面。朱说。
听他这么一讲，我就说，那就请董事长写封信给朱镐基总理，附在我们的报告后面。按照规定，联合会归国家经贸委管，报告得由他们往上递。但经贸委说，我们根本不同意他来，你还让我们送他去见总理？
我去找发改委，让他们把华晨宝马的可行性报告给我看看，到底为什么不批？对方说，哎呀，你管这个事干吗？
当时正在调查仰融。我就豁出去了。我问管外事的同事，还有别的渠道送信给总理吗？他说，可以通过外交部送。
递是递上去了，但迟迟没有批复。时间临近，宝马那边又急着要来。没办法，我就走了条捷径。
没过几天，总理回话说，见。
我心头石头落地。反正请来了宝马董事长，总理也同意见。但项目批不批，则完全没把握。
接见地点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前，我和时任经贸委主任的李荣融、时任发改委副主任的张同宝一起给朱镕基总理汇报，时间是15分钟。
我到达时，李荣融和张同宝都在。他们一见我，就埋怨道，小虞啊，你真找麻烦。华晨的问题没搞清楚，你把人家请来，怎么弄？
我说，我只是邀请他过来，总理要见他，为什么要见，我也不知道。
正在这时，朱镕基走了进来。他指着我问，你们是东道主？
我回答是。又接着说，他们说总理答应过要见他们？
对，我答应过。朱镕基说完，转向李荣融问，荣融，你什么意见？
李荣融说，总理，宝马最近一直在跟广州接触。当时还没有广汽丰田，宝马认为跟沈阳合资没戏，但义不能套在沈阳，而广州方面义比较积极。
朱镕基说，广州我刚去，本刚也看了，搞得挺好，就别搀和了。国宝，你什么意见？
张国宝同答说，前一年，（吴）邦国副总理去德国，宝马提出来要跟华晨合作，他说华晨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朱镕基没说话。一会儿，他又问我，小虞，你把人家请来，你们怎么考虑的？
我说，我跟宝马好些年了。罗干和王忠禹当国务院秘书长时，我就陪他们见过宝马的董事。
当时是什么情况？朱镕基又问。
就是宝马到中国来卖车，但还没提到来中国投资和生产汽车。
宝马公司怎么样？
国际知名品牌，有独到的经营方式，旗下有3系、5系和7系。在中国的销量从几百辆起步，现在年销量2万～3万辆。他们正准备到中国投资，选中的是沈阳。我说，但拿什么产品来，可能要结合中国市场。
讲完这些，正好15分钟。一会儿，进来一帮德国人。我坐在边上，李伟（朱镕基的秘书）坐在我后边。
朱镕基先和他们寒暄了几句，然后说，刚才他们几位把你们情况都给我讲了，我欢迎你们来。你们赚了钱给我报个喜，赔了可别来找我。
宝马的人一听非常高兴。
朱镕基又对我们说，你们几个在企业待过没有？以后好好跟他们参谋参谋。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程序。他最后说。
25分钟，准点谈完事，宝马董事长高兴地离开，我们也起身要走。
你们三个留下。朱镕基叫住我们说，刚才的意见我都听了。我有两条理由，老工业基地振兴，不引进先进技术，不引进外来资本，我给它什么政策，它也遵循不了。这是其一。其二，你们不是讲宝马是高档品牌吗，中国有可能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让它出口嘛。小虞啊，你跟他们当好参谋……
我点头说好。
这次很快，从总理接见到正式批复，大概就3个月时间。不久，双方在北京亦庄会展中心正式签约。
帮助李书福和庞青年
我和李书福认识较早。他1993年搞摩托车，我还建议他挂靠在重庆嘉陵摩托下面。1994年他想搞汽车。有次我在杭州主持全国汽车行业技术工作会议，当时要分项目、定项目、分投资。已经吃过晚饭，他到会上来找我，让我到他那里去看看。
到哪里看？我问，我明天还要主持大会呢。
他说，你上车，我保证把你送回来。
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我在车上睡着了。约莫后半夜时分才到台州：占了一块地，厂房是个铁皮大棚子，已经开始装车，要效仿劳斯莱斯。
你摩托车还没搞好，就搞汽车？我问。
我还要办学校。他突然说，要办舞蹈学校，还有模特学校……
书福，打住。我说，你要真想搞汽车，就要培养人。那时候他刚发家，但民营企业没人愿意去，大学生不去，中专生也不去。
怎么办？他又问。
你要从技工学校招人。我说，我在中汽公司时，我们就跟丰田合作，成立中汽公司沈阳金杯技工培训中心，后来成为技工学校，培养大专生。第一，你派人到那里去学习学习，第二，办技工学校要有资质，你看能不能跟他们商量，办个分校什么的，他们给你派老师，提供教材。你办别的什么舞蹈学校、模特学校、服装学校，你别跟我扯，咱们就说汽车。endprint
没过几天，他就派罗小明来北京，让我帮忙写封推荐信，介绍他到沈阳金杯技工学校去参观学习，并商讨合作的可能性。沈阳这所学校从1988年开始，当时也是给了一块地，给丰田汽车联合办技工学校。丰田公司原本想把合资合作放到沈阳，后来金杯找了仰融，那是另一个故事。联合办学也是一种摸索，国内没有先例。日本提供教具和教材，中方教师都要派到日本培训，同时日方也派教师过来授课。
两年后，丰田公司援助沈阳技工学校（每两年援助一次），大概是第四期还是第五期。所谓援助，并不是给现钱，而是提供免费教材、教具以及人员培训。丰田公司邀请我参加，沈阳金杯学校已成为全国技工学校楷模。
但说实在话，我感觉他们有些太学日本了，制服跟日本职业学校的学生一样，甚至连走路和唱歌都差不多。学校还有一些规定，比如只要有三人必须成行，不能成排；上楼梯必须跑步，不能一步一步上楼。全是照搬日本的一套管理办法。
祝词后，没看到创办这所学校的苏校长。我问，苏校长怎么没来？
他们一听就乐了。校长不是被你介绍到吉利去了吗？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把他弄到吉利，是你们留不住人。我也笑道。我这才知道苏被李书福挖去办台州技工学校，后来他成为吉利大学副校长。
这些年李书福不容易，他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沾了汽车行业的大发展。汽车业里很多人，满脑子只有一汽和二汽。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也不是从一汽和二汽来的。1978年我才到汽车局，是游击队来的。李书福没进过机械部大院。他怎么进得了大院？进大院有卫兵守着，要厅级介绍信。我们经常是中午或者下午约在燕京大饭店喝茶，或者喝杯咖啡，他就这样一步一步起来。
跟李书福经历有些类似，庞青年是从金华出来的。这小子也挺有意思。我当司长后，机关有规定，家里一般不接待企业的人。我住在有安门时，陈祖涛、李刚和张兴业住一门，我住二门。1992年还是1993年的一天晚上，天都黑尽了。咚咚，传来敲门声，一看是小两口。
你们找谁？我问。
张司长。庞青年一口台州话。
你们什么事？
周厅长有封信要我转交给你。他说。
先进来吧。我打开门，让他们坐在小会客室里。信是浙江省机械厅副厅长写的，他跟我一起在新疆汽车厂工作过。周在信里说，庞青年要搞大客车，希望能支持。
那时客车目录管得非常严。你凭什么搞大客车？我问。
就是想搞。庞的话听不太懂，他老婆给他当翻译。
你现在做什么？
人力车的胶皮毂。
怎么起家的？我又问。
我们是扶贫县，有一笔扶贫基金，我就办工厂，做胶皮毂赚了些钱。庞青年说。
目录、厂房、生产设备，你什么条件都没有，怎么办？我先让他们回去。
此后，周又给我挂过几次电话，厅里确实想支持庞青年。我想了个办法，当时618厂刚引进德国尼奥普兰大客车技术，但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而真正购买豪华客车的客户基本在南方。农民工返家买不着火车票，一般都会坐这种客车。
我去找618厂负责人，我说，你们愿不愿意在南方办分厂？
这件事谈妥了。庞青年成为北方尼奥普兰的分厂这样可以不用上目录，只需用它的品牌，组织生产，统一销售。
没想到，过了三年还是几年，庞青年就把北方尼奥普兰的厂长和技术负责人全请到了金华。北京最早引进尼奥普兰全套技术，国有企业待遇不高，大概5年换了3个总经理，最后被庞青年挖过去了。
张秀根梦断现代
民营企业就是自己冒着风险硬闯。张秀根在包头发展，是因为当年617厂萧条的背景。617厂是同家最大坦克厂。包头有两个厂，包一机厂和包二机厂包一机厂就是现在的北方奔驰，最早引进奔驰大卡车技术。包二机厂专门做最大的榴弹炮。
张秀根搞房地产起家，开过超市，也开过商场，赚了些钱。后来他看到运钞车里的商机。那时候运钞车的改装车（防弹运钞车）基本都是同瑞（台湾的一家汽车企业）在做。因为出现过银行被劫事件，银行要进口运钞车，一辆运钞车加上关税要100多万元，还要定制。国务院领导批示运钞车必须国产化，当时朱镕基管银行，就让公安部、银行联合中汽公司三家来运作。
这个项目只要做，肯定赚钱，其实就是底盘加钢板加复合材料。张秀根闻到这里的味道。他在包头四机厂租厂房，雇佣617厂技术员，根据客户需要，或者用国瑞底盘，或者用依维柯底盘，也拿卡车底盘改装，这样做改装车。
张秀根有很多故事。1991年他成立山东荣成汽车改装厂，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购买现代汽车公司零部件，在中国组装华泰吉田越野车。到2001年，国家机械局已撤销，南我带队，包括学会、协会、贸促会的几位同事，一起到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考察。
不知张秀根怎么就知道了这件事。他通过购买零部件，一直跟现代汽车公司保持联系。在山东，有很多韩国华侨，薛荣兴（现代汽车集团副会长）是韩国中华总商会会长。他知道我要带代表团，对韩国汽车工业进行访问。
张秀根要参加我们这个团。你算什么身份？我问。
我就跟着你们去，费用我出。他说。
这样，你跟我们同一时间去，我们住我们的，你住你的。如果有什么参观，你可以参加。如果我们请韩国人吃饭，你出点饭钱。
张连声答应。
在这之前，1993年中韩建交时，我是中韩产业合作委员会委员。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跟金宇中（大宇集团创始人）、郑梦九（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都很熟。由于金宇中还在狱中，郑梦九答应安排见面。
当天，我们四五个人一起到郑梦九办公室，他办公室外面是小会客室。本来讲好只谈15分钟，结果谈了45分钟。我们没有随团带翻译，就在当地找了应翻译。
郑梦九开门见山。他说，我要到中国生产轿车，你给我参谋参谋，看跟谁合作。endprint
在此之前，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的张平已跟我通过气，不管是跟江淮合作，还是跟奇瑞合作，要把现代汽车公司引进来。
我说，可跟奇瑞合作。
我们不搞第三者。薛荣兴打断我的话。他说，我们单独来，不跟德国人，不跟美国人，也不和日本人搀和。
我想了想，又说，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跟北京合作。
我们不跟美国人合作。薛荣兴说，当时北京还有克莱斯勒。
北京在跟日本人合作。我说。当时北京五十铃合资公司设在顺义，就是现在的北京现代一工厂。
能不能把日本人清了？他问。
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只能把你的意思带回去。我说。
我们当场确定，回国后推动现代汽车公司跟北汽合作。
郑梦九说，既然来了，谈得挺好，咱们吃晚饭再谈谈。
告别时，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这时薛荣兴说，张会长，我们会长今天特别给面子。
什么面子？我问。
我们政府官员他都不送到门口，但他把你送到门口，还送你上车。薛荣兴笑道。
张秀根没有参加这个见面会，但他消息很灵通。他来找我，他说，今晚郑会长要举行宴会欢送你们，我参加行不行？
我说，如果韩国人同意，我不反对。
也不知他通过什么关系打通了环节。薛荣兴说，既然你们还有中国朋友来，那就一起见吧。
晚宴时，张秀根去跟郑梦九敬酒，旁边还带着一个人。我问，秀根，那是谁？
这是山东有名的医生，做按摩的。他说。
带个医生来干什么？
郑梦九会长腰疼。他说。
结果吃完饭我们就离开，医生留下来给郑梦九做按摩。
郑梦九相信中国的中医。他有个兄弟半残废，是韩国最大汽车零部件集团董事长，也是郑氏家族，后来在中国做治疗，基本能自己走路。
回国后，我跟北京市领导汇报情况。在贾庆林办公室跟他谈了三条：一是以中档车介入；二是3年之内，经营权交给韩国人，因为北京没人才；二三是从全国招聘人才。
当年6月，北京派人访问现代汽车公司。张秀根说，你们费用我全出，这时北汽很困难，工资都发不出来。经中韩双方同意，中方股比50%里给他10%的股份。
10月国庆节，贾庆林和刘淇在北京饭店举行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张秀根没坐主桌，急得火烧火燎的。他来找我，我说，我不是政府官员，我只是牵线的人，北京市政府请我来，我就是陪客人。他又找了些人，有人说，这是北京市政府的安排。拍合影时，他站在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角落。
北汽没钱，便成立北汽投资公司，股东里纳入首钢和首创等集团，还有一家上海民营企业，惟独没有张秀根。韩国人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反正他已有50%股比，中方怎么分这50%，他也不能干预。
后来，可能韩国人觉得对不起他，就把圣达菲技术转让给他。
杂志做给谁看
中汽公司1982年成立，饶斌是董事长，李刚是总经理，陈祖涛是总工程师。当时中国汽车总产量才20万辆，饶斌提议，一定要办张报纸。陈祖涛有间独立办公室，我在规划室，因为总工程师办公室也没几个人，我其实是给他们帮忙。
《中国汽车报》起初挂靠在天津。根据新闻出版总署要求，这种全国性报纸必须设在北京，就在位于复兴门的白云路小学租了间教室，从那里开始办报。1984年出第一张报纸时我就有参与。我们几人蹬着三轮车，从中汽公司到位于甘家口的《解放军报》社，盯着他们排版（当时是用铅字排版），然后校对和出版。
对于《汽车商业评论》杂志，我讲三条意见。
第一，每期要有主题，比如这期主要内容一是俄罗斯市场（2013年11月刊），二是人才研究会。但仅闯荡俄罗斯还不行，能不能深入考察一下俄罗斯市场？为什么它的汽车工业会如此曲折？2001年还是2002年，中国汽车国际巡展前，付于武、艾树媛和我等几人到欧洲宣传联合会、协会和学会，我们先去韩国，还去过巴西、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
在俄罗斯，俄罗斯工业部副部长专门跟我们面谈。他没来过中国，但他了解1950年代、1960年代的中国。我跟他说，我们要生产250Zi辆汽车。他不信，因为俄罗斯生产100万辆汽车是1950年代、1960年代，而我们那时才生产汽车10多万辆。
你能给我讲讲哪些地方生产这200多万辆汽车吗？他问。
我那天也带着一些情绪。我画了张地图，告诉他，长春生产多少，湖北生产多少，北京生产多少，上海生产多少……这样他就不说话了。
我说，我们也合资，跟大众汽车公司合资。
他说，没想到，大众能和你们合资。
第二，既然是商业评论，必须有产业评论，全产业链条都要有。就是说，这本杂志给谁看？《汽车之友》是我一手推动起来的，我提出来，读者是谁？是消费者，是汽车爱好者。这样我就提了个要求，每期都要给人以知识，这才跟汽车工程学会的科普地位相称。
最近几期《汽车商业评论》杂志我都看过，你们是给关心汽车工业发展的投资者看。汽车业每年几千亿元从哪里来？各种基金组织，各种证券公司，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包括股东和股民，他会慢慢关心这个产业发展，关心这个产业的骨干企业，关心他所投资的企业发展。你们要研究，因为汽车行业最薄弱的金融没有跟上，比如全球大公司在中国都有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它们运行得怎样，有什么问题，下一步怎么打算？
国际通行的是60%～70%都靠金融支持，而中国最好才做到20%，最少的10%都没有。1996年王岐山任建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时，就表示要做汽车消费贷款。但不知从何入手，他去找姚明伟（曾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2001年10月去世），说建行要做按揭贷款，房地产也会做，但准备从汽车人手。姚明伟说，这好办，你派人去找张小虞。
那时捷达刚投产，根本卖不出去，一汽没流动资金，销售商也没钱，贷款属国家严格管控，银行借不到钱。我建议他们从捷达人手，果然一下就谈成。（1996年）7月15日前后，双方要在一汽签约。我印象很深，那天是礼拜六，中央电视台说要采访我，我当时还住在西二环右安门。我说，办公室不好去，那就到二环路边上的商务会馆见面，我准点过去。
中央电视台就用马路边的建筑作背景。我说，建行为汽车工业建设投入大量资金，就像一个人把汽车工业的胃撑大了，现在有些消化不了……你们抓住汽车市场，就抓住了汽车产业发展的牛鼻子。当天晚上7点半，节目播出时，正好被朱镕基看到。他对王岐山说，按揭贷款房地产没搞起来，汽车倒先搞了。
按照朱镕基的设想，先把房地产消费贷款做起来后，再做汽车消费贷款。我和他几次见面，他谈的都是先买房后买车。我说，买车买房一起不行吗？
第三，要见人见物见工厂。讲人可以，但不要动不动就什么领袖，什么大佬。要讲企业，讲工程师、技术员、设计师以及一线工人，这是一个产业大军。习近平总书记刚讲过，现代化职业大军，不是简单几个所谓领军人物的概念。要介绍工厂介绍研发中心，用什么手段生产，怎么研发产品，要让投资者和用户越来越了解这个行业。
但是不管怎样，汽车工业文明已经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环境和未来发展造成破坏，怎么减少破坏，怎么挽回破坏，汽车工业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感谢一汽、东风、北汽、吉利、南京依维柯提供图片支持，本文未经核定）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