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财政部长楼继伟以“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为题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尽管他的演讲中不乏改革之词，但我认为与改革学者相距甚远，作为财政部长来评价则更令人失望！
速度不能持续的原因是唯速度
楼继伟演讲全篇的中心就是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改革，就是为了保持中高速增长。速度是日标、唯一、至上，改革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保速的手段而存在。作为学者，尤其是作为改革的学者，依然那么崇拜GDP，迷信GDP，而无视中同在追求GDP增长中付出的沉重代价，以至导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恶化，所以中央下决心全面深化改革。
为了高速增长，吸引投资者，我们压低劳动、土地、环境的价格，不惜污染生存需要的空气、土地和水，忽视社会平等与公平，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威胁政权的稳固与稳定。
今天讨论中国问题，就是要继续维持这样的增长吗？且不说能不能维持这样的增长，请问这样的增长社会意义在哪里、价值目标是什么？
今天稍有良知的学者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非常遗憾，作为改革学者的楼继伟，没有从唯速度论中跳出，还是从速度到速度，没有一点觉悟与反省。GDP尽管还保留在统计与操作层面，但对它的崇拜与迷信在理论学术层面早已打破，居然继伟依然津津乐道，作为立论的出发点。
为了保持高速增长，在政府主导下，采取超量发行货币、高积累的资本投入、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大量廉价劳动力使用以及提供成本最低的环境。今天所有这些都达到临界点。
中国货币总量已接近GDP的2倍，而美国的货币总量只占GDP的70%。中国投资率高达50%，各级地方负债，达到17.1万亿元。全国各省市都搞了开发区，违规批地、乱占耕地、闲置用地问题突出。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609元，超过八成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
速度为目标、唯一、至上，最大问题是带来政府价值追求的偏离。速度第一，就是GDP第一，招商引资第一，项目建设第一，这给政府带来政绩提升，财政收入增加，项目支配权扩大，从而带来红色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所以，政府具有追求速度的巨大动力，政府收入增加大大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增加。
1979年至2013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6%，而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5%。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2008年降至47.9%，2012年稍有回升，至49.4%。所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靠出口与投资拉动，居民消费疲软，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3年的36.2%。
公共消费是私人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公共消费水平低，并且又不公平，一直没有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系统，是造成居民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推进市场经济，建立公平的全民福利，是改革的两翼，唯此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可是在唯速度理念的支配下，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分配，重建设、轻民生，重效率、轻公平，造成内需不振，造成经济增长失去内动力而滑落。
怎么看中国的工资水平
继伟把我国经济滑落归罪于工资的过快增长。他说：“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19）90年代中期开始，“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07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他认为：“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9%～10%，基本健康”。
“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
他对第一阶段的工资增长是认可的，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他最赞赏的是第二阶段，依靠“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增长。也就是依靠低工资、低福利，即榨取剩余价值的“血汗工厂”，维持经济增长。
这反映了他的速度至上的价值观，劳动只是实现增长的工具。请问，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维持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反映了谁的利益？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他批评第三阶段，工资过快增长。
我认为：第一，低工资、低福利的“血汗工厂”模式不应该、不可能持续，工资的过快增长是对第二阶段工资过低的纠正，也应该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
第二，农民工群体的工资并不高。据2013年抽样调查，27.2%的人月收入在1001元～2000元之间。42.9%的人月收入在2001元～3000元之间。17.3%的人月收入在3001元～4000元之间。而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不到10%。
第三，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不能向农民工提供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使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不得不返乡。
第四，生活成本的推高，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对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27.7%的被访者每月生活费用支出占其收入一半以上。44.3%的被访者每月生活费用支小占收入的比重在四分之一到一半之间。月生活费用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在四分之一以下者仅为28.1%。上海工资比吉隆坡、曼谷高，有没有算上海住房、看病、上学的费用与物价水平呢？
继伟还说：“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endprint
将中国工会与美国工会相提并论，担忧推高工资福利，是十分可笑的。至于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只是提出，有否实施不得而知。但据我的了解，并没有实际起什么作用。
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哪儿
继伟的演讲的核心内容是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他回避了拉美与东南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2007年阿根廷基尼系数达到0.51，马来西亚始终在接近0.5的水平上。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中国基尼系数从1985年的0.31，到2010年上升到0.47，有人计算实际基尼系数已经接近或实际超过了0.5。这导致了居民消费水平过低。
收入向富裕群体倾钭，必然导致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问题更严重的是财政二次分配，不仅没有校正一次分配的不公，而且逆向调节，越有保障的群体更多保障，越少保障的群体更少保障。尤其是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存在巨大差距，教育、医疗、社保都向城镇倾钭。
非常让人不能理解的是缩小城乡差距，平等公共服务，这在中国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却完全不在财政部长楼继伟的头脑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一个手握财政分配大权的财政部长无视公平分配，请想象后果是什么？！
楼部长开出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药方是：“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他接着说：“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财政能力比较强”，勿庸置疑，后一句“总体来说比较谨慎的”，什么意思？这种自我肯定的高度自信，透露出在他的任期上财政分配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
财政需要根本性改革
财政的分配运行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过去习惯叫“吃饭财政”，意思是财政只够政府工作人员“吃饭”的，运行原则是首先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其次才提供公共服务。
随着我国财力的大幅提升，现在称之谓“公共财政”，本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原则，更重要的不是由政府做主，而是由民众参与的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但实际运行“公共财政”是有名无实，依然按老规则，民众不能参与，人大审议虚置。与楼部长的自我感觉良好相反，财政需要做根本性的改革。
财政分配是执政理念的直接体现，是社会制度判别的根本标志，是民众社会态度选择的关键因素。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至上，是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看有多少公有制企业，而是看剩余价值分配，尤其是财政怎么分配？
我们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看关系全国各阶层切身利益的钱袋子是怎么管理的。发展固然重要，为谁发展、成果分配更重要。我国的问题不是出在发展上，而是分配上。
我国的官民比例由改革开放初的1：67上升为2009年的1：20。按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为10.8人，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英国的4倍。我国行政开支从1978年52.90亿元，到2006年增加到7571.05亿元，翻了143倍。
政府机构、人员和待遇不受约束的自我膨胀，吞噬了经济发展成果，消耗了财政资源，滋生了制度腐败，挤占了民生投入，拉大了贫富差别，激化了官民矛盾。
林立的机构、超编的人员、庞大的开支，靠什么维持？就是乱收税、乱收费。中国是以政府和部门规定代替税收立法。现有税收20多个税种，300多个项目，只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通过立法程序的。
楼部长还不满意，说：“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中国宏观税负高还是低，存在不同看法。201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万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4万亿元、国有企业实现利润0.2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9万亿元，四项共计23.5万亿元，占GDP37%。
以此计算的宏观税负低于丹麦、荷兰、挪威、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这可能是楼部长还要提高宏观税负的理由，可是这些国家的高税负提供的是高福利，而我们呢？你就说一句“提供再分配”，再分配给谁啊？
中国最大的制度性腐败是财政。好不容易盼来《预算法》修正，然而主导《预算法》修正的还是财政部。
没有权力主体，谁“规范政府收支行为”，谁“强化预算约束”，谁“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本应该是各级人大以及社会公众。但楼部长要的是增加再分配的权力，找人管，岂不自找麻烦、自钻笼子？
在没有社会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的情况下，财政分配怎么可能向民生倾斜？所谓公共财政应该是民生财政。那什么是民生呢？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
更严重的问题是我国有限的民生资源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各类人群之间不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中国公务员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各项公共服务中享有特权。城乡之间差别更大了。
养老保险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人群之间更加碎片化、差距大。养老本应中央统筹，推给省统筹，从1998年起国务院要求实现省统筹，至今未能实现。
2009年起中央推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月55元，2015年首次提升到每人每月70元，由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每人每天1元多的养老金补助，还不够买一斤青菜的，体现了楼部长“谨慎”的财政政策。endprint
强势地区、强势部门、强势人群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影响也好、拉拢也好、腐蚀也好，从财政分配中获得更多，而弱势地区、弱势部门、弱势人群没有反映利益的通道，他们只是恩施的对象，想起时关照一下而已。就是获得转移支付的地区、部门也是层层扒皮、雁过拔毛，真正落到民众身上又有多少？
高达8万多亿元的财政支出不能起平衡利益的作用，相反逆向调节，加剧贫富差别。可是楼部长清华演讲以及三次向全国人大做的预决算报告，都不提公平分配、平等公共服务，而一再提出警惕“民粹主义”，谁要反映民意、表示不满，那就扣上“民粹主义”的帽子。
我真的难以理解，对中国如此严重的贫富差距、如此不公的公共服务，所有有一点良知的学者都感受深切，所有改革的学者都大声疾呼地要求加快分配改革的步伐，楼继伟居然无动于衷！
他的演讲尽管顺便提到了户籍、教育、医疗、社保的改革，但更多的是教训别人，没有表达一丝丝自我改革的意思，正如媒体评论表现“过度的自信与傲慢”。自信与傲慢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关系个人的命运。一个财政部长的自信与傲慢却是关系全中国人的利益。
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
说了财政那么多问题，只是希望楼部长不要错判方问，财政是中国第一需要改革的部门。但话又说回来，财政的问题是65年，尤其近35年积累下来的，财政制度的实质是政治制度的缩影。要求一个财政部长全面改革财政是不现实的。
但话还得说回来，一个人想改革，总有办法改，作为财政部长在职权范围内拥有相当大的改革空间。一个人不想改革，总可以找出千万条理由，大环境啦，身不由己啦，等等。最感遗憾的是曾是改革同行的楼继伟，如今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却没有表现一点点改革的意向，还错判了方向。
财政分配改革的突破需要提出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即建立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我们一直将福利国家作为高福利的代名词。欧美的财政危机就是高福利引发的，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福利国家似乎远不是时候。这是又一个认知的重大误区。
习近平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这段话的简单表述就是建成福利国家。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这样的社会不就是福利国家？
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从意识形态来说，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为主义，而区别于人类历史上以某个阶级、某部分人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一定是福利国家，当然福利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我们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也就是福利国家。
建国30年奉行政治挂帅，忽视物质利益。改革30年奉行发展第一，忽视民生建设。今天该醒悟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建成惠及全民的福利国家。这有什么疑义吗？
为什么称平等的福利国家呢？这本属多余，福利国家就是凡中国公民权利平等。但对我国来说，拥有特权却是常态，不仅官员按级别享有特权，几乎人人都希望拥有特权，以享有特权为荣。这已经成为国民的心态和文化。建设平等的福利国家，这不仅具有经济社会政治意义，还有文化意义。
为什么强调覆盖全民呢？这本属多余，福利国家就应该是覆盖全民的。可对我国来说，覆盖全民非常困难。
请看上表：
中国的现实是最应覆盖的需要保障的弱势群体恰恰被各种原因遗漏。对低保、五保、残疾救助是社会保障的低线，本应该全覆盖，但是现实生活中是下达指标的。理由是政府没有钱，基层政府财政困难是事实，但不至于困难到如此地步。
所以，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迫切之需，应该成为各级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要紧紧围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建设覆盖全民的平等的福利国家，无疑是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目标化、制度化解决，纳入政府规划，成为财政分配的原则。（作者系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中国幸福社会促进会会长，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深圳体改委主任，此次有删节）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