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杰
五十年代，我在一汽工作。那时候一汽的条件非常艰苦。当时我们睡觉没有暖气，也没有任何取暖的工具，而且那时长春的天气比现在冷多了。所以我们总说：睡觉当“团长”，越挤越好。每天早晨毛巾冻成一块冰，要把冰打掉才能用。但是虽然条件艰苦，大家还是争着到一汽去，在饶斌和郭力的带领下大家都干劲十足。
最初的接触
在一汽时，我只是在开大会的时候听过郭力的讲话。有一次我到厂团委开会，团委与厂领导办公都在一个楼层里，当我们三个年青人在外面等着开会时，刚好郭力走出来，看到我们在那里站着，虽然他并不认识我们，却微笑着点头和我们打招呼，在厂里我们也曾听说过郭力的一些故事，大家在心里都对他很尊敬。
1960年初我跟随饶斌到北京机械部汽车局工作，在规划处负责汽车配件业务。1964年郭力来到北京机械部担任副部长并筹办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这是汽车工业托拉斯试点。1964年4月在济南市召开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成立会议，各个汽车企业领导都参加，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如果搞好汽车工业托拉斯式发展这个新课题。一次吃完饭大家在聊天时，当时的一汽厂长刘守华拉着我介绍给郭力说：小陈是搞汽车配件方面的专家。我不好意思的笑，不知如何应对。郭力说，“好啊，我们汽车工业需要人才，汽车配件方面人才很少，你要好好努力。”这是我第一次和郭力直接接触。
干校的日子
1971年秋天，中央要大批下放干部，我也被下放到了江西奉新机械部的“五七干校”。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一批干部在劳动，郭力也在其中。当时还处于文革中期，虽然不像开始的时候一样天天造反、批斗，但种种矛盾还是存在，不太平静。
我报到后，七连的政治辅导员和泉山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你这次来干校，我准备派你当二排副排长兼一班班长，这个班多是中汽下放的老局长，包括郭力、孟少农在内，你要把老同志照顾好，既要参加劳动和学习，但又不能把他们搞得太累，个别同志要去找老干部麻烦你就设法化解、说服。我知道和泉山实际上就是要我当个“保皇派”。那时我们班被分配住在新盖的一栋简易木砖房里，每间四张双人床，住八个人，我被指定住在门口双人床下床。郭力挨着我们后面住，也住在下面的铺位，这样我就开始和郭力有一段时间日夜相处的日子。
当时按规定连里活动以班为单位，平时我们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劳动的项目也比较多，有种稻、拔草、放牛、收割、上山扛竹、扛柴火等。在学习上，除连部布置的文件外，我委托买菜的同志到校部拿各种过期的报纸，晚上大家看报、下棋、打扑克、聊天，我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安乐、平静的，和外界联系也不多。
郭力在各种劳动中似乎有不少经验，他的很多农业工作经验比我们年轻人多。那时我们赤脚在田里劳动，常被吸血虫吸住，怎么拔都拔不出来。郭力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下先要把自己的肉往前挤，接着再去拔就容易了。我们上山扛竹子，本来想照顾郭力和孟少农不让他们去，但郭力说没问题，可以干，于是我们就拿小一点的竹子让他扛。有的人能扛两三根，竹子不算重，但却有七八米长，在很小的山路上走很容易就会扎到前面的草木里，走也走不动拔也不易拔出来。郭力教给大家一个技巧：在拐弯时，一边看路，一边把竹子先往外移点，这样就不会插到山沟里了。
“自己没问题就不用怕”
到干校不久，连里轰然掀起了抓“516”反革命分子的热潮，有几位激进同志在连长组织下搞得很热闹。据说在北京部里汽车局是重点，为此还逼死两个人，连里还有一个人被送回北京挨斗。有一次连长找我谈活，说我也是“516”。但我知道“516”只是在1976年一两个月时间内以学生为主发动的，并且很快被平息了。而那时我在四川、陕西、湖北出差，做攀校花钢厂矿山建设的项目方案等，所以我说：我不可能是“516”。连长就说：有证据说你是“通讯516”。即便他这样戴帽子也无法定案，只好稀里糊涂的混着，没有结论。后来，郭力曾和我有过一次关于造反的交流。他认为文革中自己受到不少冲击，是一种普遍现象，不止是他一个人，成千上万的人都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所以不需要过分认真对待，只需要设法认真的应付，过一场是一场。因为每次批斗发起者的动机、作法、想达到的目的都不一样，而多数人其实只是跟着干的。所以，自己没问题就不用怕。他还举沈鸿副部长的应对造反派的例子给我，他认为沈鸿最灵活最放得开，不要因为自己因挨斗而悲痛，这样对自己没好处。他还提到，40年代的时候，当时党内整风他自己也挨过批斗，也吃了不少苦头，这也给自己积累了保持正直为人，应付乱作为的经验。最后他对我说：有人说你是“516”，你自己明白不是就不用怕，事情总会明白的。
“言出必行”的关照
不久，郭力得到解放恢复了党藉。一天他对我和另一位之前在干校的同志说请我们喝酒吃饭的时候，他拿出一瓶烧酒，我记得是北京“二锅头”，他给我们倒到碗里，我们碰碗对饮。郭力对我们说：当年在冀中冀北搞军工生产，还有弹药，所以要生产酒精，这样他顺便烧些酒送前方战友饮用。他说：为什么叫“二锅头”，因为第一次烧出来的头一锅酒不好吃，要第二锅烧出来的才好吃，所以叫“二锅头”。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只听过的名称，不知道的道理，听了郭力的讲解才明白过来。同郭力在一起，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总是能学到不少的知识和经验。
那次小聚之后不久，郭力就被任命为河南罗山干校校长，1972年他重新回部里任副部长，奉新干校则奉命撤消。在他官复原职之后，有一次他找我谈话。他说我知道你出身不好，还有海外关系，很难以后留到部里工作或被分配到外地。这样吧，我的女儿在北京齿轮厂当副厂长管人事，你和候庆永、杨时萍几位出身不好的都一起到北京齿轮厂工作，这样能稳定些。听了郭力的话我很高兴，因为当时我的爱人也在北京齿轮厂工作。但是最终我并没有到那里去。
当我1972年夏天回到部里汽车组工作时，当时的政治部负责人孙祖梅告诉我，我的档案找不到了。后来他查到是北京齿轮厂把我的档案拿去了，那时我才知道郭力真的把我们的事情放在了心上，并且说到做到。后来有一次我到北京齿轮厂调研，郭力的女儿高副厂长（郭力原姓高，参加革命后改姓郭）对我说：“我爸叫我安排你到厂里工作，我把你办公桌都安排好了，可惜你来不了。”
这仅是我从个人角度对怀念郭力一些回忆，尽管多是一些细碎的片段，但郭力同志的优秀品质和高贵的形象却一直留存在我的心里。
陈光祖先生是我国汽车界的资深专家。他早年曾在一汽工作，之后历任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中汽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美国华鼎汽车技术贸易公司总裁、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政府顾问。他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