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昂
久远的回忆，宛如初见
“我记得他那时候三十岁出头，正要去军区开会，人又高大相貌又英俊，穿着军装，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得很，所以第一次见到他，我就是很仰慕的感觉。”虽然时间已过去近60年，但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郭力的场景，何光远却依然记忆犹新，仿佛就是发生在昨天。
当年（1947年）十七岁的何光远刚刚参加革命不久，从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郭力就是他的领导，“我在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任技术书记一年多，郭力同志虽然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但同在兵工管理处总部的机关，经常能见到他。”而且郭力虽然是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处长兼政委，是旅级干部，但他非常重视联系群众又喜欢体育运动，“他经常在晚饭后同机关的同志们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跟同志们有说有笑，没有一点官架子，所以那时候我与他接触还是很多的，也比较熟悉。”年轻的何光远当时对郭力的印象是既严肃又英俊、办事严谨，谈吐不凡，“我那时候年轻嘛，就觉得郭政委真威风，特别钦佩他。”
当时的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是冀中军区专门负责管理军工生产的机构，下设有化工厂、酒精厂、手榴弹厂、炸药包厂、子弹厂、修械厂等工厂。在兵工管理处任技术书记的何光远负责文件起草，发放通知等工作，“所谓技术书记实际上就是秘书，我办公桌的对面坐的就是郭力同志的夫人——张惠兰大姐。”
何光远参加革命所在的冀中军区是被毛主席命名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下属的一个二级军区。八年抗战中，冀中军区在全国各解放区的二级军区中堪称革命基础最雄厚、发展最迅速、向全国各根据地输送兵员和干部最多，对中国革命贡献最大，同时也是战争环境最残酷、战斗最频繁、最激烈的地区。何光远1947年报到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虽然兵工厂的生产设备和装备条件都很差，但大家的革命热情高涨，工作积极性也很强，何光远有时见到郭力在主持会议，有时听他作报告，有时见到郭力与一些兵工专家在一起讨论军工生产技术的问题……“在我参加的活动中，看到他办事严谨，谈吐不凡，每句话都令人信服，我自己也被深深地折服了。”
当时，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的技术人才非常缺乏，郭力是其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他懂技术，珍爱人才，重视知识，经常鼓励大家多学习，“当时我们那里有留法专家胡大佛、铸造专家李技师，他们都说郭政委是他们的朋友，喜欢同他交流思想、讨论技术，”就在何光远准备在这个火热的革命阵营里工作、学习、锻炼和提高的时候，让何光远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郭力选拔他去晋察冀边区工业专科学校继续学习、深造。那时候，清风店战役已结束，石家庄解放了，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连成了一片，全国的解放战争形势转向了战略反攻，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后建设的需要，郭力在兵工管理处选拔二十岁以下，中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保送到晋察冀边区工业专科学校学习。“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走的时候张大姐搂着我哭啊，那是战争时期，分别后谁也不知道是否还能见面，虽共事只有一年多时间，我们还是很有感情的。”但其实当时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也很缺人手，但郭力重视人才，注重培养年轻人，还是坚持保送何光远他们去学习，就这样，何光远告别了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从此我离开了郭力同志，但我一直记挂着这位老领导。”
“是我说了算”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华北联大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人民大学，晋察冀工业专科学校也被改编为华北人民大学工学院，北京解放后学校迁到北京，进行了正式的招生考试，我考入了工学院机械系学习。1951年国家派大批留学生赴苏联学习，我被派到基辅工学院学习金属压力加工专业。”虽然在离开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时，何光远与张大姐曾相约全国解放后“北平见”，但在那个峥嵘的革命岁月时期，何光远自己也是越来越忙碌，为了赶上学校的进度，文化水平基础薄弱的他夜以继日地奋发努力，而且由于解放战争的进程加快，各方面都缺少干部，在求学期间，何光远甚至还经历了攻打太原，接收国民党的企业等工作。何光远再次见到郭力已经是1956年。
不过，虽然没有见面，何光远也一直记挂着郭力这位老领导。1951年，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曾选派40人留学苏联，作为其中之一，何光远进入苏联基辅工学院机械系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通过朋友间的来信，何光远得知国家正在长春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备组长和建厂的总指挥是郭力，此后还听说郭力带了一大批实习生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我当时就梦想着毕业回国后能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继续在老领导郭力同志领导下工作。”
1956年夏天，从苏联毕业回国后，何光远到一机部六局报到，六局却把何光远分配到了洛阳拖拉机厂工作。在去洛阳拖拉机厂正式工作之前，组织上安排他先到“一汽”实习。“当时郭力同志已结束在苏联的实习回国，任‘一汽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所以我到‘一汽后，马上就去看望老领导郭力和张大姐。他们热情亲切地接待了我，询问我离开冀中军区兵工管理处以后的经历，在苏联学习什么专业。”何光远在苏联时学习的专业是金属压力加工，而当时的“一汽”刚好就缺乏这样专业的人才，“他问我干锻造愿不愿意，我说我学的是金属压力加工干锻造、冲压都行，这正是我的专业。”郭力又问何光远愿不愿意留在"一汽"工作，“我说，我已被分配到‘洛拖，能不能留在‘一汽，我说了不算，”何光远当时有自己的顾虑，于是郭力幽默地告诉他——“我不是让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就这样，何光远被“扣留”在了一汽，“我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又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
不过讲原则、讲实际的郭力并不因为同何光远是老关系就对他有任何照顾，虽然何光远是留苏回来的，所学的专业也是“一汽”正需要的，但郭力没有让何光远一到“一汽”就当什么“官”，而是让他从最基层做起，接触实际的工作。“听说当时有的领导提出要我到技术科当副科长，郭力没有同意。”那时候，“一汽”的锻工车间是最苦最累的单位，很多人不愿意去，“他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他叫我先别坐科室，要到生产一线去，到车间去。”于是，何光远就成为了“一汽”锻工车间里的一名普通技术员，每天和蒸汽锤打交道，和压力机打交道，和生产一线的锻造工人打交道。“经过不断的努力，业务上有所成就，我慢慢被提拔为车间技术科副科长、科长，车间副主任、主任，我也在实践中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虽然在职务上没有任何照顾，但在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上，郭力对何光远很支持，“有一次，我向郭力同志反映，锻造工艺和模具设计制造应该连在一起，而现在模具制造归工具车间，技术科在锻工车间工作，而行政关系在冶金处，这一套是从苏联搬过来的，都不顺，应该都放在锻工车间。他说你的思路好，应该在管理上动脑筋。”就这样，何光远一次又一次地琢磨如何搞好管理、创新技术，后来，何光远在行业里获得了“何管理”的绰号。
事实上，何光远当年所在的“一汽”锻工车间生产条件非常艰苦，而且由于锻造生产是在金属灼热的状态下进行的，有大量的手工劳动，稍不小心就可能发生灼伤， 此外锻工车间的加热炉和灼热的钢锭、毛坯及锻件不断地发散出大量的辐射热（锻件在锻压终了时仍然具有相当高的温度），工人经常受到热辐射的侵害。 不仅如此，锻造生产中所使用的设备如空气锤、蒸汽锤、摩擦压力机等，工作时发出的都是冲击力；设备在承受这种冲击载荷时，本身容易突然损坏（如锻锤活塞杆的突然折断），而造成严重的伤害事故。 因此“一汽”的锻造厂在当年经常面临招工不足、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何光远提出在锻造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实行按劳分配，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禁区”没有人敢表态支持，于是何光远就直接找到郭力反映实际情况，郭力批准了何光远的“改革计划”，给予何光远很大的支持。“郭厂长很关心工人群众，他常对我说：用蒸汽锤打铁太艰苦了，锤声震动太大，煤气加热也并不算先进，烘烤得太厉害，今后应该用更先进的工艺和设备代替它。现在一时做不到，因为需要很多的投资，以后国家积累多了，应该把它改掉。”后来，在创建"二汽"的锻造厂时，有关方面就全部采用机械压力机和电加热，大大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
从1956年到1977年，何光远在“一汽”一干就是21年，这期间他从锻工车间技术科工艺师、副科长、科长，一直做到锻造分厂副厂长、厂长、革委会主任，总厂革委会副主任兼铸造分厂革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直到1977年调离“一汽”到长春拖拉机制造厂任厂长，随后又担任过长春市副市长的职务。 1980年，何光远进京，先后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机械工业部部长。
永远的纪念
虽然郭力是何光远的老领导，也是共同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相识，但在“一汽”工作时，何光远和他的接触并不多，因为工作都很繁忙，两人甚至很少能够见到面。1976年，郭力因病在北京去世，何光远也没有能够送老领导一程，这成了何光远永远的遗憾。直到1980年何光远调到北京部委机关，两家的联系才逐渐多起来，“我到北京后经常去看望张大姐，与郭力同志的子女们也很熟悉。”
这些“老一汽”在一起共同回忆的话题经常是郭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冒着很大的风险保护了不少人。何光远也经常听到一些“一汽”的老技术人员说，郭厂长这人实在、靠得住，大家有话敢和他说，对的和不对的，都敢和他说，请他指点。“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对同志、对朋友，都是真诚相待，毫无虚伪，接触时间长了的人都能体会到。他把心都交给你了，你哪能不信任他呢！”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在似水流年中，何光远自己转眼间也是年逾古稀，“今天我们回忆和纪念郭力同志，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追思，我们纪念他，去思念他，怀念他，是把他那些优点，他那些可供我们学习的方面，他高尚的情操，优秀的品德，卓越的领导才能，我们要真正学到，在今天，我们更要发扬他的精神，传承他的精神。”
何光远（1930年-），河北安新人，1945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1945年，何光远肄业于华北大学工学院。1951年，在苏联基辅工学院机械系学习。1956年，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锻工车间技术科工艺师、副科长、科长，锻造分厂副厂长、厂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劳动，1972年，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铸造分厂革委会主任，中共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铸造分厂委员会副书记。1977年，任长春拖拉机制造厂厂长、长春市副市长。1980年，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机械工业部部长，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