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杰
一汽的建设方案得到中央财经委批准后，汽车筹备组的工作重点也就逐步转移到建设汽车厂的前期准备工作上了。1952年4月，中央任命郭力为第一汽车厂厂长、孟少农为副厂长。1952年的长春汽车厂厂区是荒野一片，只有日寇细菌工厂的几座建筑物的残垣断壁。为了保证即将到来的施工人员和职工能有地方办公、居住，郭力首先大力狠抓了修复工程。在人员不断补充的情况下，他立即着手组建了工厂的初期办事机构。
当着厂长找厂长
着手一汽建设工作的郭力感到，在经过战争严重摧残，几乎是一片废墟的长春厂址，要建设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汽车工业基地，任务非常复杂繁重，一切都离不开地方党政领导和当地群众的支持。如能另选一位熟悉当地情况、有卓越工作能力和崇高威望的同志来当厂长，统率汽车厂建设大军、协调外来同志与当地党群关系，自己退居次要地位，全力协助新厂长工作，则对于确保建厂任务的胜利完成更有把握。因此，他几经周折，多次向中共东北局及中央提出建议。最后经东北局及中央有关领导批准，饶斌接任一汽厂长职务，郭力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关于郭力对“让贤”的坚持，很多人开始并不理解，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张蕙兰。他对张说“并不存在让不让的问题。”后来，他还解释了饶斌之于一汽的“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就是一汽正处在建厂的关键时刻，很需要强有力的人来加强领导，这方面饶斌同志比自己强。他对中央及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都很熟悉，对解决建厂中的困难非常有利。所谓“地利”，是因为饶斌是个“老东北”，而建厂离不开地方的支持，如抽调干部，招收工人，解决征地、修路以及解决职工的吃住等问题，都要与地方打交道。这方面，自己也不如饶斌。所谓“人和”，是因为一汽将有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庞大队伍，需要饶斌这样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人来带这个队伍。另外，还要和苏联谈判，要聘请一大批苏联专家，自己虽然懂俄语，但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不如饶斌有经验。
这一段有理有据的说辞不仅让人们真正叹服于郭力的广阔的胸襟，“当着厂长找厂长”的佳话一直被汽车人传诵至今。而且，后来郭力和饶斌两人几乎天衣无缝的配合则使人更加认识到郭力对自己、对工作的强烈的洞察力和超前的见地。
1953年初，郭力终于盼来了接替他任厂长的饶斌同志，他自己心甘情愿退居第二位。郭力在之后与饶放长达7年的共事中，处处维护饶斌作为厂长、一把手的威望。当时每季度厂长都要在干部大会上做工作部署报告，而有时饶斌不在厂，郭力就主持起草。本来郭力可以作报告，但当临开会前饶斌回来了，郭力就一定要征求饶斌的意见，并且让饶斌演讲。
饶斌和郭力两人分工配合：饶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把基建抓得轰轰烈烈，掀起了全省、全市支援一汽重点工程的热潮；郭力抓生产准备，踏踏实实，认真细致，一环紧扣一环。郭力懂技术，而对一些大事他都请饶斌做主。饶斌学习特别刻苦，遇到事都要弄个明白，好多事他都问郭力怎么办。另外，在决定职工们学习、熟悉、贯彻工艺，投产以后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行经济核算等方面，两人都是配合协商进行。正是两人默契的配合保证了中央要三年建成汽车厂并出车任务的完成。
最初的生产理念启发
一个工厂在市场打开后，生产活动是其最重要的活动。如何把生产组织好，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是生产组织者、企业家和经济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上世纪30年代通用汽车提出了集中决策分散的经营理念，丰田汽车的丰田生产方式被一直效仿至今。但是在新中国工业刚刚复苏的50年代，我们远没有什么生产理念的概念。
为了引起一汽人对生产秩序的重视，启发汽车人的生产理念，郭力在各种会议和学习班上都不忘对大家做“启蒙”教育。他常说：汽车生产不同于一般生产，它是一个大规模，有节奏，加工高精度能互换的零件和总成的生产。它需要有严密的生产组织和严格的工艺纪律，还要有大量的专业人才去管理和掌握它。一向踏实务实的郭力无疑敏锐超前地意识到了生产理念的重要性，而它却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才开始受到重视。
摘掉“白帽子”
郭力深知，要建设、管理一个现代化流水生产的大企业，需要一大批懂技术、懂管理的内行。因此，就像在汽车工业筹备组的时候一样，1952年4月，郭力在就任一汽厂长之始，便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狠抓干部和工人的培训，开设了专门培训干部的汽车工业学校，亲自出任校长，并用很大精力亲自抓干部的培训。
建厂之初，厂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相当级别的干部，大家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战，革命热情十分高昂，但对搞经济建设都是外行，俗称“白帽子”。为了使即将成为汽车生产领导骨干的同志们摘掉“白帽子”，郭力亲自主持制定了这些领导干部的学习计划，规定了学习制度，安排专人负责、专门教授。大家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每天拂晓起床，6点左右乘客车来厂，7时准时上课。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下雪，坚持不懈。学习内容有基本学科数、理、化，主要学习的有汽车构造、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化工基础学等。晚上，则是自己缺什么补什么。那时，大家的全部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学习。经过两年的学习，汽车厂建成了，工人们的业务也基本达到一定水平，经过严格考试、答辩，一切合格才发毕业证书。
赴苏实习
一汽建厂之初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汽车工业，只有汽车修理业，为了培训人才，必须派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去苏联斯大林汽车工厂实习，对口按岗位实习。那是我国在鞍钢之后向苏联派遣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管理门类最全的一次活动。前后多批，共518人，从1953年开始延续了4年之久。江泽民、李岚清等当代国家领导人当年也都系统地参加过当时的赴苏实习。
1954年1月，郭力赴苏联莫斯科与苏芳商谈一汽建设项目，同时兼任当时那一批一汽赴苏实习团的领导人与党支部书记。郭力到实习团驻地后立即抓了对前一批赴苏的实习生实习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并组织总结前一段的实习经验为新一批实习人员做经验介绍。在与斯大林汽车厂研究协商后，郭力明确了实习的总方针“学会组织生产，重点学习特种技术操作和适当提高必要的理论知识”，并提出了具体要求“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实事求是有分析地学，要联系中国的国情，不能一切照搬，要有科学态度和独立自主的精神。”
对于当时赴苏的实习人员们来说，他们将来在一汽的岗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学习技术和管理知识都要靠自己，因此需要足够的俄语功底。在赴苏实习之前，这些人已经在国内突击了一年的俄文，但郭力认为还不够，所以到了莫斯科后，郭力又专门聘用俄语老师为大家补习俄文。这样，实习生们白天在工厂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下班后又到俄语学校补学俄语。
郭力在实习中同样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他走遍了斯大林汽车厂的各部门，学习管理工厂的各种知识。在郭力的影响下，其他实习生包括一部分领导、技术人员与工人也都是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学习。大家白天黑夜学，甚至有不少人晚上梦话都讲俄文。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郭力的严格不仅表现在工作学习中。当时按国家规定，赴苏的实习生们按照出国研究生的水平发工资，为每个月每人700卢布。过了一段时间，郭力根据实习生们的饮食及消费，计算出600卢布已经足够。于是，他组织并动员大家一起为国家节约外汇（当时国家国民经济刚恢复不久，正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很多的外汇）。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自己的工资减去100卢布。这个决定得到批准后，后面来的几批实习人员也都按此标准。这样累积下来，当时确实为国家节省了相当可观的外汇。
从工厂设计到组织设计
一汽的工厂设计是由苏联承担的。但郭力自己对第一汽车厂的初步设计以及斯大林汽车厂的生产、技术、管理了解得很具体，也很全面。当时同去苏联的实习同志回忆，郭力总是能滚瓜烂熟地介绍工厂总布置、汽车生产、产量、各车间情况，以及工厂动力系统，甚至具体到多少公里管线，多长电缆。他对工厂的初步设计好像背得极熟，汽车厂的全貌及具体情况全都印在他的脑中。在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厂长职务时，他还跑遍了所有的车间和职能部门，参加生产厂长主持的调度会，了解党组织包括工厂工会等等，对它们的作用和性质、特点，以及他们的工作作风都作了研究，并结合我国情况加以对比分析。
但是，在一汽建厂的全部技术设计、技术文件都完成后，生产管理方面的文件却一无所有，在国内也没有这样的资料。三年建厂是高速度进行的，一旦生产准备完毕，如何确保顺利地生产出汽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所以当苏方在提供了技术设计后提出是否做一个组织设计时，郭力经过向上级请示毅然决定予以接受，代表中方签字续定了协议。
组织设计的具体工作，也是郭力在一汽做副厂长重点亲自抓的工作。郭力积极主张由苏联斯大林汽车厂为一汽编制一套管理汽车工厂的“百科全书”《生产组织设计》（简称《组织设计》）。为时一年多，苏方完成《组织设计》编撰任务。1954年底，《组织设计》陆续到厂，翻译成中文，编辑成册。每套《组织设计》共62本大约1000万字。
学习贯彻《组织设计》在当时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为了使全厂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尽快掌握应用《组织设计》中的内容，郭力亲自与主管这项工作的组织科提前进行研究，并亲自制定全厂学习计划，明确要求一定要在1955年底，都能熟悉和掌握其内容。他还要求各部门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工作制度，对未尽事宜和有矛盾的地方互相探讨和研究，加以补充，求得一致。在实施组织设计当中，郭力要求将重点放在抓好以经济核算为核心的管理体制上，开展车间和班组经济核算，开展经济活动分析；在生产管理方面要求搞好产品质量检查，改进工具、物资管理方法，强调了生产调度的调度指令在大量流水生产企业中的特殊作用，建立调度系统的权威，养成重视执行调度命令的习惯；在技术管理方面，要求一定按工艺办事。郭力要求甚至连一张表格也要弄清楚它的用途和作用。
厂里的组织机构，是按《组织设计》规定逐步建立起来的，后来根据工厂实际情况又有所调整。在1956年时，组建了13个基本车间，17个辅助车间，27个职能处室。
客观地来说，最初“照抄照搬”翻译过来的《组织设计》有很多地方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并不完善合理。直到1958年，企业整顿时在郭力的领导下，经过反复调查，组织系统图画了一张又一张，才建立起了符合工厂实际需要和中国国情的组织系统。
不管怎样，事实证明，那时的组织设计为一汽建厂后能保持有条不紊的管理和生产秩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在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汽的产品质量超过苏联，生产稳定，能够持续“出汽车，出人才，出经验”的重要原因。而且一汽的这套设计对后来的二汽和洛阳拖拉机厂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辆解放牌汽车
实战
郭力在的1955年初由苏联实习回国。此后的一年半里一汽的生产准备工作达到了高潮，出车已经进入了实战阶段。大家从贯彻工艺入手，把上万台设备安装定位，把数十万种工具配备上去，再把数万人安排到工作岗位和每道工序上，调整和加工出合格的零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是一次可以成功的。何况还需要学习和熟练的过程，集体协调和适应的过程，最后才能达到操作正确，产品生产合乎节奏。
当时底盘车间工艺师李龙天同志提出一个合理化建议，即通过反复调整达到大练兵的目的，后被厂部和郭力采纳，在全厂普遍推行。要求每道工序都要多次调整，反复调整，直到熟练为止。合格的毛坯用完了就用报废的毛坯，上道工序没有调出来，下道工序就用迂回工艺调整，最后再把它连接起来。这样就大大节省了时间，使更多的人和设备尽早进入调整状态，提前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留出更多的时间使工人能掌握和熟练操作技术，在管理和技术上，打通各生产车间的衔接和薄弱环节。
在生产准备、调整生产时期，要完成出车任务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将7552台（套）的工艺设备安装就位，将解放牌2498种自制的零（合）件一个一个地调试生产，将916种金属材料落实入库，将409项配套产品逐项鉴定验收。在这一错综复杂、争分夺秒的工作中，郭力和工人们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不眠之夜。
故障
1956年7月10日，锻工车间热火朝天地打锻件，源源不断地供应冷加工车间加工。不料，5吨模锻锤的锤座发生纵向断裂，如不马上排除这一故障，将严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郭力听完汇报，从容不迫地先布置拍电报询问苏联汽车厂设备制造单位底座断裂的原因何在。当对方答复这个重80吨的底座退火有问题后，郭力就同大家一起研究这个底座的修补问题。针对大家提出的方案，他决定由修锻工部制造工字形的键，用热涨冷缩的原理嵌入锤座下正反两面的凹槽里将它箍住，增加牢固性。最终，5吨模锻锤照常进行终锻工序生产。在有条不紊地处理完这个问题后，郭力还风趣地笑着说，“这像老乡做了一双新鞋，在鞋底子上打了前后掌，穿起来更加牢固了。”
迂回工艺
1956年7月15日是预定3年建厂完成的日子，在这一天应该由总装线上开出第一辆国产车来。车上的一万多个零部件应该完全由本厂制造或由本国采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达到100%的国产化率。这在今天都是没有实现的事情，何况在生产设施尚不完备的当时！怎么办？既要讲科学，又要在整体上保证效率和进度。郭力和饶斌商议后，决定允许采用个别的“迂回工艺”，同时按原计划出车。比如造汽车的大梁，苏联自己用的是美国的，苏联为我们重新制造一个新的没造出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造了；发动机上的气缸体铸件我们自己短时间内铸不出来，只能用苏联专家调试过程的毛坯进行加工做出铸件，这样就少了很多工序……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给日后苏方少数关键设备的到货和自己的工艺调整工作施加了压力，加快了进度。而允许采取个别迂回工艺就是为了以后更快地消灭迂回工艺。
检讨
一汽出车后，有一次，郭力在千人大会上自我检讨。他说：我这人保守，我的组织工作赶不上工作计划要求，我耳不聪目不明，开展业务开展不起来，以至于我们原定的计划没有完成。这个计划指的就是一汽建厂第三年出第一辆车的计划。而郭力说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完成，意思是国产化率没有真正达到百分之百，因为其中有一些零件不是自造的。但是这个比例有多少呢？解放牌一万一千多个零件，其中大概有百分之几不是自造的。大家都知道，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并不是郭力一人能够控制的。所以检讨只是郭力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苛求。
拒绝采访
一汽终于在1956年7月13日建厂3周年的前夕，诞生了第一辆国产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这对中国人，尤其是一汽人来说是一件欢欣鼓舞的大事，当时新华社记者想以解放牌汽车一次调试成功，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三年出车的任务为主题，对时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郭力进行人物专访。但出乎意料的是，郭力拒绝了。他说，“成绩是大伙干出来的，不能记到个人头上。干工作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今后的路还很长，干工作肯定会出成绩，但也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所以过早地宣扬个人是不适宜的。中国不是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吗。”记者不得不撤消早已安排好的采访计划。
年产百万的愿望
其实，在完成当时任务的同时，郭力已经在考虑更加长远的发展需要。在筹建年产3万辆汽车的“一汽”时郭力就经常谈到以后要年产100万辆汽车，甚至更多。在开始组建汽车工业建设队伍、培训各类干部、创建汽车实验室、工厂设计室等工作中，都贯彻着为汽车工业长远发展作准备的思想。郭力是把一汽建设作为建设更多汽车厂的样板来干的。
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郭力，深切体会到由于我国不能自制汽车、坦克和飞机，在对敌斗争中多付出了不可数计的鲜血和生命。认识到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汽车、坦克、飞机等工业，引进只能是权宜之计。各国都考虑自己的生存和利益，谁也不会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关系到国防和军用的先进产品和技术转让给别国。因此，要建立和发展这些工业，不能忘记以“自力更生为主，在有利于我的条件下的引进为辅”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