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栖栗
父亲去世40年了，还有许多人怀念他、纪念他，是因为父亲在世时做了不少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有益的工作。会上多位老同志的回忆，又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正是那个时代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之一。天召开《纪念郭力同志百年诞辰座谈会》，多位领导百忙之中亲临现场，许多曾与父亲共过事的老同志，不顾年迈、天寒前来参加；中汽协和一汽及多家相关单位的同志为这一活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作为亲属，对这一切我们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感动。
父亲去世40年了，还有许多人怀念他、纪念他，是因为父亲在世时做了不少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有益的工作。会上多位老同志的回忆，又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正是那个时代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之一。
对于家庭而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父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物质遗产，包括房子。因为父亲去世时，还没有房改，房子还是公家的。但从不说教的父亲，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做人的道理，这足以让我们受用终生，传承后代。
这几年，有西方政要来华，一些媒体对他们的亲民举动大加赞扬，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对的。我想说的是，为民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也是我们从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老前辈身上最深切的感受。
1952年，父亲被任命652厂也就是“一汽”的厂长，我们全家搬到长春。
起初，我们住在长春市伪满时期留下的小洋房里。一汽的职工宿舍盖好了，我们家搬进300区59栋5门三楼的一个中门。黄一然副厂长住在二楼，他到大学任职后，陈祖涛一家搬来了。与我们同住一个门的还有几位司机和秘书的家。不同之处，是他们或两家，或三家住在一起。秘书、司机的孩子都如同家人，称呼我们大姐、二姐、三姐，对我弟弟则直呼其名，因为他们大小差不了多少，直到现在见面，他们还这样称呼我们。
那时，一汽的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这样居住的，要知道当时的一汽干部可非同一般，地方的正厅局级干部到一汽是当处长，县委书记当科长，县长当副科长，而且能上能下都是常态。
住在我们楼下的陈祖涛，在前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刚回国时，中文还没有俄文说的利索，工作中有时也感到不习惯。父亲晚上常把他叫到家里，让母亲做两个小菜，两人边吃边聊，交流对问题的看法。父亲去世几十年后，陈叔遇到我还提起此事，并一个劲儿的夸我母亲贤惠。
在“一汽”时，星期天常有人到家里找父亲谈工作，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较多，但也有一般干部和工人，不管是谁，父亲都让母亲赶快沏茶倒水。父亲还特意嘱咐过母亲：
“工人不是遇到特殊问题，是不会来找厂长的，一定要热情接待，不要让他们感到拘束。”
1964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提出，要进行拖拉斯试点。国家决定第一批试办12个托拉斯，其中汽车托拉斯是重中之重，希望抓出成效，先行一步。同年8月，父亲奉调进京，1965年一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主管全国的汽车工业。
因为家还在长春，父亲和秘书刘人伟一下火车，部里的汽车就把他们接到了北京饭店。父亲曾跟我称赞刘人伟办法多，说他把买的油条用布包起来，就解决了凉的问题。后来，刘秘书告诉我，他用布包裹不单是怕油条凉，也为了掩盖一下，因为当时能住北京饭店的都是省部级干部和外国政要，高级代表团，哪有提着油条进北京饭店的！没住多久，父亲就提出来：“我来北京是工作的，住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怎么能常住北京饭店呢？房费那么高，影响也不好。”父亲再三坚持，最终住进了一个部队招待所，价格便宜，也较安全。中午，他在汽车局食堂和职工一样吃大灶，晚上在招待所吃客饭，工作忙常常赶不上，就在外面小店“打游击”。刘秘书随身带着小本子，每天都要记小账，每月结算一次，就是几角钱，父亲也要求在自己的工资中把钱扣除。
到江苏省做组建托拉斯的调研，考察工厂，父亲先后去了南京、镇江、扬州等地。所到之处，当地党政领导都欲设宴款待，安排住高级宾馆，均被父亲婉言谢绝。父亲的拒绝高招是，要请客，那就我出钱，对方只好作罢。父亲还叮嘱秘书，在招待所吃饭住宿，一定要付钱。
1965年春天，我们离开了长春59栋职工宿舍的家。父亲没有要“一汽”派人送，也没有让汽车局派人到长春接。司机刘国栋和秘书刘人伟从长春开一辆大客车，将我们家的全部家当搬到了北京。
我们住进了百万庄卯区05号，这里曾是百万庄幼儿园，因为一机部当时腾不出像样的房子，就提出将闲置的幼儿园一层改造装修。父亲满口同意。一个大厅间隔成几个小房间后，就成了我们的新家。文化大革命中，住在幼儿园二楼的杨殿魁副部长家搬走，我们便住进了二楼，父亲和母亲都在这里住到去世。
管人先正己，是父亲的信条，他始终认为，对于领导者和管理者而言，以身作则是一剂灵丹妙药，也是不可突破的底线。父亲在“一汽”工作了十几年，家乡的人知道他在大厂当大官，也有上门求他帮忙的，但父亲没安排过一个亲属到厂工作。他说：“谁家没有三亲六故，我要是开了这个口子，今后还怎么去管别人。”
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是，当年，父亲作为汽车工业筹备组的主任，曾在全国十几个地方选厂址；后来组建托拉斯布点，几乎走遍了祖国的东西南北中，特别是，曾在南京、扬州、无锡转来转去，竞没有去过苏州、杭州。以父亲的性格，知识爱好，对苏杭二城的向往可想而知，但他绝不假公济私去苏杭。父亲最早的秘书赫世跃说父亲出差大体有四个规律：一是不住套间，不摆阔气；二是很少动用公车，大多是坐出租和挤公共汽车；三是没有特殊事务时自己动手，不带秘书；四是办完事后立即返厂。他和父亲一道出差时，就住标准间，两人挤在一个屋子里，他也没沾过厂长的“光”去游山玩水，倒是父亲领着他去逛书市，让他增加了不少知识。
“文革”是个大舞台，人人都会登台表演，是父亲说过的话。对自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并不感到意外，不管是对是错，“托拉斯”毕竟是西方的东西。对于大家的批斗，他看得很开：“群众批判、审查，帮助找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好事。”父亲万万没想到，“叛徒”的帽子会戴在自己的头上。1933年他在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也就是哈工大的前身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17岁。1936年在白色恐怖下，满洲省委被破坏。他的单线联系人被捕，从此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后来不得不二次入党，这怎么就成了叛徒呢？！但很快，他就释然了，父亲坚信：“党和群众不会冤枉人，事情一定会搞清楚。”不过，开批斗会时，喊“打倒走资派郭力！”他举手；喊“打倒大叛徒郭力！”他从不举手。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是叛徒。父亲对我们说：“不能为了迎合，没有的事也乱承认，那样做是对党、对群众不负责任。”
父亲被停止了工作，每天打扫办公楼的楼道和厕所。他依旧穿戴整齐，风度潇洒。有时他和段君毅部长一起，每人扛一把扫把，或是一把铁锹，段部长扫院子，父亲则把厕所和楼道扫的干干净净。活干完了，就在走廊的一张小桌子旁看书学习。
面对这从未有过的空闲时光，父亲竞有心思和母亲带着小外孙女到西苑饭店去吃西餐，到有特点的饭馆去解馋。母亲对小外孙女说：“你的几个姨和大舅可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当时，我们都去了外地。
大姐工作的北京齿轮厂，是北京汽车托拉斯的成员单位。一次，父亲被拉到“北齿”批斗。大姐因为姓高，厂里原本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身份，这一下，大家都知道她就是郭力的女儿了。批斗会的第二天，厂里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在群众喊“打倒郭力”的口号时，大姐有几次没举手。晚上，大姐生气地和父亲说起这事。父亲说：“群众运动嘛，又不是原则问题，在召开大会的场合，不要和群众逆着，喊打倒也没关系，不会因为你举手喊打倒，我就真的被打倒了。”父亲由衷地对大姐说：“你们厂的群众很好，在批斗会上，还几次叫我下去，让我坐一会儿，喝口水。”
事实上，通过批斗，大姐厂里的“造反派”也了解了父亲。原来批斗父亲的人，见到大姐便有些不好意思，大姐没怪他们，还把父亲的话说了。他们很感动，对大姐说：“你父亲原则性很强，我们向他调查别的领导的情况时，他不是简单地说‘不知道，也不是顺着我们的思路乱说，而是说：‘历史上的问题，组织上已经做过结论，就不要再翻老账了，应该相信党组织。
1969年11月末，父亲坐着“解放”卡车下放到江西奉新干校。刚一下车，他就很感慨地对同行的人说，今天我又上了一课，卡车还是用气喇叭好，电喇叭音量小，前面根本听不见。在“一汽”，我是反对气喇叭的，觉得音量大太吵人，今天我坐在驾驶室里深有感受，在公路上喇叭声音大一点有好处。
干校的二连紧靠越山脚下，大部分人住在山坡上的瓦房里，父亲所在的班则住在山坡下菜地上新建的大草棚里。寒冬腊月大草棚冷若冰窖，毛巾都冻在了绳子上，连里让父亲搬到瓦房去同孟少农住在一起。父亲断然拒绝说，我们班都住在大棚里，同他们分开不好，冷一点我顶的住。直到二连砖木结构的二层宿舍楼落成了，父亲才随同大家告别了大草棚。因为附近山上的枯树减少，打柴困难，二连置了一台立式锅炉，请谁来烧呢？连指导员想到了父亲，当向他征求意见时，父亲兴奋得几乎叫起来你们算是找对人了，我学的就是内燃机、蒸汽机，实习时开过火车，当过司炉，我有把握把锅炉烧好。再说我早上醒得早，不会误事。父亲成了二连的第一任烧锅炉手。除此而外，父亲修理农具、上山打柴、锯木头也都干的有板有眼，像模像样。
父亲在干校的收获不止这些。他曾说：有些干部过去没注意，现在看，真值得重用
1970年5月中旬，父亲获得“解放”，恢复党籍，之后回部里工作，官复原职。但一遇到曾批斗过父亲的人，母亲总觉得有些别扭，不太想说话。父亲批评母亲：“人一生哪有不出差错的，一有差错就不容人，那还有团结可言吗！”
父亲不光对人宽容，用母亲的话说，对自己的许多事粗心大意的父亲，对别人的事不管大小都十分在意，而且总是设身处地替别人想。
从小到大，我从未听到过父亲在背后说谁不好。一位国外回来的老专家，对其生活习惯有些人有看法，母亲听到后告诉父亲，父亲很不以为然：“他在国外生活过，有些习惯自然和国内人不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并没影响工作嘛！”
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又是最小的，上小学时，一位同学开玩笑，不小心把他的腿腕骨踢断。弟弟住进医院，腿打了石膏，可对方的家长很长时间也没来问一问，母亲有些埋怨，父亲说：“孩子们一起玩，又不是故意的，不要计较这些。”
“文革”中，父亲在河南干校当校长时，一次回北京开会。有天夜里，快12点了，河南干校打来电话，说韩国俊同志病重，能否让其妻子第二天速去干校。
老韩是一机部的一位普通干部，家离我们住的地方不算远。外面黑灯瞎火，母亲和父亲作伴，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往老韩家走。“这么晚去别吓着她，还是先别和她说实话。”父亲、母亲打定主意，对老韩的爱人说：“你明天买票去河南，去看看老韩。”没进韩家的门，父母就回来了。
韩叔叔本来和父亲不熟，打这以后就把父亲当做了知心人，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和父亲商量。父亲去世后，每年清明，韩叔都到我们家取父亲的骨灰证，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他，连续十几年，从未间断过，直到去世。
在家里，父亲、母亲堪称“模范夫妻”。记得刚上小学时，听同学说爸妈吵架了，我感到奇怪爸、妈怎么会吵架呢？因为我从未见过父母之间红脸。
其实，父母是家庭包办的“娃娃亲”。父亲的爷爷是晚清的秀才，格外器重这个孙子，使父亲在娃娃时，便因善读书、聪明和写得一手好字，而小有名气。母亲的姥姥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出过举人，在母亲10岁那年，两家便结了“娃娃亲”，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直到结婚，两人才第一次见面，父亲已是在外读书多年，有了信仰的共产党人。父亲为自己的新房子写了一副对联：桃李艳开三月雨，蕙兰香喷九天云。”可惜，母亲把横批忘了。“蕙兰”是母亲的名字，对联无疑是赞美母亲的，但父亲却没在家守娇妻。大姐出生八天后，父亲就带着人去找在河北抗日的吕正操的队伍。
当时家乡已成为沦陷区，社会大乱，土匪横行。还不到20岁，从未吃过苦的母亲，毫无怨言、称职胜任地担起了这个由老人和小孩组成的大家庭的重担，包括带着家人躲避日本人和汉奸的骚扰。丈夫一别8年没有音信，女儿嚷嚷着要父亲，母亲暗自伤心落泪。爷爷不断地安慰母亲：“崇岳从小跟我在外边上学，这孩子一不贪财，二不好色，出不了错，你们夫妻一定能团圆。”“崇岳”是父亲原来的名字。此时，改名为郭力的父亲，始终在家乡一带打游击，能望见自家的烟囱，却不能去登自己的家门，因为那样随时可能给工作和家人带来灾难。分别8年后的重逢，母亲收获的是对父亲人品的信任；父亲则是对母亲吃苦耐劳，顾大局，识大体的敬重。在父母之间，这种信任和敬重始终没有变，他们才相敬如宾地走完了这一生。
在我们眼中，父亲是最民主的人。凡涉及我们的事，父亲从不以“决定者”，“拍板者”的身份出现，更不会发号施令，也绝少说教，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影响了我们。
1965年我们搬回北京后，父亲难得有空带我们到长城玩了一次，刚巧遇到几位苏联游客从身边走过。父亲说：“你们都是学俄文的，苏联游客在讲什么？”我们大眼瞪小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们根本没听懂。“他们在讲百货大楼卖的花布很好看”，父亲说，“看来，你们的外语得加油哇！”
60年代中期，半导体收音机还是稀罕之物。喜欢无线电的弟弟，把父亲常用的一个日本半导体收音机拆了，想看看里面的构造。我指责弟弟毁东西。父亲说：“上次这个小收音机坏了，我送到店铺都没人敢修，郭忱就敢拆、敢装，是好事呀。”后来父亲上“五七干校时”，带的就是弟弟自己装的半导体收音机。
因为母亲不工作，我们家生活并不富裕。但父母为我们订阅的刊物几乎应有尽有：《少年报》、《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天文爱好者》
父母还为我们买了手风琴、小提琴。与现在不同的是，父母从未把做这些事和出名成家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这只是个人修养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没有强制练琴的烦恼，也无必须达到的指标，只是轻松愉快地玩琴而已。
温和可亲的父亲，在有些事上却显得近乎苛刻，或许现在的许多人都不会相信。
弟弟小时候爱滑冰，常找“一汽”冰球队的人打冰球。一天，弟弟从冰球队借了一双很好看的冰鞋，准备第二天学校上滑冰课时用。父亲知道后，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公家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借呢！别的同学都穿学校的冰鞋上体育课，为什么你就嫌学校的冰鞋不好呢！”父亲的话含着少有的严厉“记住，干部子弟并不比普通百姓的孩子高贵，要说区别，就是你们应该做得更好！”弟弟乖乖地将冰鞋送了回去。
1965年，我们家搬回北京。按着父亲的嘱咐，只有他和母亲买的是软卧票，我们三个孩子分别买了硬卧和硬座票，以便夜里换着睡。父亲说：“小孩子太舒适了没好处，国家还很穷，能省就省点。”
父亲在世时，我们全家只跟他到北戴河休过一次假，因为省里开会，刚休了一个星期，就提前回来了。
除此而外，母亲还跟父亲出去过一次，就是1972年父亲查出肝炎后到青岛疗养了一段时间。临回来前，母亲到青岛住了几天，把父亲接了回来。
当时，对父亲的做法，我们也有不解和不满，但时间让我们读懂了父亲。
人们常把父亲所在地年代称作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想，正是当年许许多多像父亲一样地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热血，点燃了民众建设国家的激情！
